陈垣（1880-1971），字援庵，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史学大师，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和历史文献学者诸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活动同古籍整理工作紧密联系，相辅相承，相得益彰，总结出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至今沾溉学林，对今天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古籍整理的正确态度
    陈垣先生早年曾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更是一位爱国志士。特别是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中，身处沦陷区的北平，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并以史学作武器，表彰忠臣义士，教育广大青年学生热爱自己的民族，以中国不会亡激励士气，堪为学界的楷模，刘乃和先生曾以抗战史学为题进行过全面论述。其实，陈垣先生的这种爱国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不仅体现在他的政治社会活动、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方面，在古籍整理方面也能充分体现出来。
    据郑天挺回忆，1922年陈垣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曾在一次集会上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载《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陈垣先生的这种思想在当时学者中是独树一帜的，他没有把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当作单纯的学术工作，而是以爱国和为国争光为出发点，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能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他正是以这种精神鞭策自己，从而不断取得新成绩。
    1929年5月27日，陈垣任燕京大学教授、国学研究所所长时，在现代文化班上做《中国史料急待整理》的演讲。他说：“中国史料这么多，使人感觉到无从整理的困难，就有人主张索性把这些史料统通烧了。但是这种焚书的办法到底不是根本的解决。我以为我们若是肯大家来想法子，把这些史料都弄成整个有用的东西，或很容易运用的史料，那自然也不用烧了。反之，我们若是自己不来整理，恐怕不久以后，烧又烧不成，而外人却越俎代庖来替我们整理了，那才是我们的大耻辱呢！”（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一期，翁独健笔述）从中可以看出陈垣先生在古籍整理方面具有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陈垣七十年前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难道不应该给予圆满的回答和解决吗？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陈垣曾编有敦煌写经目录。这是二十年代初他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时编就的，以《敦煌劫余录》命名，其悲愤不平之意非常明显。据刘乃和讲，当时陈垣在一些聚会上常与伯希和见面，且有通信联系，所以有些学者劝他不要用“劫余”二字，以免尴尬，但被他断然拒绝。
    除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坚持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外，他还以大学者特有的学术感觉，指出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的正确关系。
    古籍整理本身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乾嘉学派的考据大师也把校勘古书作为一项专门学问，甚至终生沉浸其中，乐此不疲。同时，古籍整理又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离开这一基础，许多学术研究将无从立足，更谈不上普及了。历代学者（特别是乾嘉学者）对前代典籍的研究整理，为我们今天能读懂古书，准确了解祖先的文化遗产创造了条件，但他们往往把古籍整理当作学术研究的唯一和极致，从而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拓展和进步。如何认识古籍整理工作及其与其它学术研究的关系，对于这一工作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如他研究避讳学，并不就避讳言避讳，而是在“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的同时，“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且进一步指出：“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史讳举例》序）他把避讳学这一整理古籍的方法性学科作为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令人耳目一新。他研究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年代学等，也是把它们当作学术研究的基础和辅助。他在《中西回史日历》自序中说：“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惮烦，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古籍整理工作同这些工具性质的工作都是如此，不是无足轻重的，应当重视，这是他的一贯观点，并且身体力行。直到六十年代初，已八十多岁高龄的陈垣先生，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不能轻视资料工作》的文章，这是有感于当时有些人认为资料工作包括古籍整理工作不算科研而发表的看法。
    归纳起来，陈垣先生认为古籍整理应为学术研究服务，这一观点是针对乾嘉考据学派而言的。同时他又认为古籍整理是一学术性很强的基础工作，不应轻视，这是有感于时人的偏见而发的。
    二、总结古籍整理的科学方法
    陈垣先生治学注重方法，这与他早年学习西医有很大关系。1908年，他参与创建了广州光华医学院，并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执教，他亲自绘制挂图，并带领学生实习。这些严格的科学训练，为他日后研究历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在三十年代的一封家信中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实际上所谓的科学方法就是注重总结、归纳和概括，注重逻辑演绎方法，强调实践和实证，乾嘉诸儒的考据方法已近乎科学方法，只是视野较窄。而陈垣先生以医学方法研究历史，选题精审，考证缜密，于纷繁的学术现象中归纳总结出一般规律，取得重大成就，确非乾嘉诸儒所能比肩。如他归纳总结出的有关古籍整理的方法实用性极强，影响深远，今天仍为文献学界所使用。
    整理古籍主要通过标点、校勘、辑佚、辨伪、注释、翻译、编制目标索引、搞分类或专题资料汇编等，通过这些工作，可以使古籍恢复本来面貌，更方便地为学术研究服务，为普通读者服务。
    关于标点。陈垣先生说：“现在我们要整理史料，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在翻印旧书的时候，最低限度，要将旧书点句，能分段分节，加以标点符号更佳”。（《中国史料的整理》）虽然“五四”白话文运动已获得了胜利，新书加标点符号已为人们广泛认可，但对于整理古籍是否加标点符号、是否分段仍认识不一，如当时（1928年）出版王国维的《王静安先生论文集》就没有点句，之所以不点句，可能是崇古之风犹存。陈垣先生明确提出这一看法是有现实意义的，也是有针对性的。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工作是标点和分段分节，这在今天已成为共识，而在七十年前作为一个学术主张，则具有开创性的味道。
    陈垣先生认为，古籍只有标点、分段、分节才能便于人们阅读，节省时间精力，并指出古代读书人读书也需要有章节句读，“八、九百年前宋代的学者，便已经整理出一部现在我们见到的章节句读非常明白的《四子书》了。就是旧刻的佛家经典，也是有圈点的。”（《中国史料的整理》）句读标点对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必要的。
    关于校勘。校勘是整理古籍，还古籍以本来面目的重要工作。校勘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从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籍算起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历代学者在实践中总结出不少有益的经验，特别是宋代，对校勘经验开始了有意识的归纳，如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廖莹中的《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等。清代考据学兴，乾嘉诸儒以注经考史、校勘典籍为治学之依归，校勘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总结、有论述、有实践。如顾广圻、卢文弨等校勘古籍以善本，特别是宋元旧版为依据，强调保持原貌，注明异同而不加改动，后人称之为对校派。而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重视各种异文资料，依靠自己的学识，主张改正错误，后人称之为理校派。陈垣先生将刘向以来校勘学成果以及清人校勘学的观点和方法融会贯通，使传统校勘学走上科学的轨道。他取对校派与理校派的精华，去掉他们的偏见。第一，他继承了对校派使用的校勘方法，将版本依据，特别是把搜集古本、善本放在重要位置，强调用多种版本对校，但同时又抛弃了对校派过份迷信宋元旧版的弊端。第二，他继承了理校派注重通例、重视利用版本以外的各种异文资料、重视运用各学科知识订正错误的方法，但同时去掉了他们容易忽视版本依据，只凭学识而出现臆改的缺陷。且清儒校书多囿于经书和小学，于史籍着意不多，而他则从校史入手，总结归纳校勘学的理论和方法，使之适用于各类古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陈垣先生校勘学的精华体现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这是他在校勘沈家本刻本《元典章》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他前后共校出沈刻本《元典章》伪误、衍脱、颠倒等一万二千余条，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其后，又从这一万二千余条中取十分之一，加以分类说明，为例五十，分六卷，即《元典章校补释例》。他说：此书“非仅为纠弹沈刻而作”，而是“将以通于元代诸书及其它诸史”，并能“于此得一代语言之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元典章校补释例》自序）。由此看出，他所做的这一工作，非仅为校勘《元典章》一书，而是以它作为典型材料，有目的的总结校勘的一般规律，以广泛用于古籍的校勘。
    此书中的“校法四例”又是全书的精义所在，是校勘方法论的科学概括。校勘四法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对校，以同书祖本或别本相对校；本校，以本书前后互校；他校，以他书校本书；理校，不凭本而凭理。这四法是校勘的一般方法在校勘工作的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的具体运用，理论性和实用性都极丰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这部书刚一出版就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中引起轰动。胡适为此书作序，称：“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推崇备至。当时在北大、清华两校讲授校勘学的清华大学教授刘文典看到此书后给陈垣先生写信，“说：“深佩先生校订古籍之精而勤，与方法之严而慎。凡研讨元代典章制度者固当奉为南针，即专攻版本校勘之学者，亦当谨守先生所用之法则也。”（《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10页）并将此书存放系研究室供师生参阅。
    就古籍校勘而言，陈垣先生的贡献巨大，迄今未有人超过。六十年代，国家组织国内一流学者点校《二十四史》，就曾将陈垣先生的《校法四例》印发给各组，作为重要参考书。可以说，从事古籍整理而不懂校勘四法是难以胜任工作的。
    编制目录索引也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内容。陈垣先生治学是从目录学入手的，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从未离开过目录学，用目录学的方法整理古籍、为学术研究服务是他一贯提倡的。他对于编制古籍目录索引有系统设想，提出除编制一般古籍目录外，还应编制群书篇目目录和重要书籍索引。传统古籍目录大多只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等，于书中篇目，特别是文集中的篇目未曾注意，这对于学术研究实在是不方便。分类编制篇目目录则便于研究利用，这也是他自己在研究中的切身体会。他曾亲自动手将《四库全书》集部中的部分文集篇目抄录编排，颇便使用。
    陈垣先生还认为重要书籍应当作索引，这是借鉴西方书籍的有关做法提出的。将一书（当然是重要的经典古籍）中的人名、地名、事件等编成索引附于书后，会使“学者研究学问时间极省而效能极高”。（《中国史料的整理》）他承担《新、旧五代史》的点校任务，在动手之前，曾让刘乃和先生编制人名、地名索引，虽然前期工作很费时间，但具体点校时就容易多了。古籍整理应当重视编制索引，可惜他的这一建议没能引起同行的足够重视，直至今天仍然如此，很令人遗憾。
    陈垣先生重视古籍目录的编制技巧，多有创见。他编纂的反映北图馆藏敦煌经卷的目录--《敦煌劫余录》，共十四卷，分三部著录：第一，“总目”，列书名、译者或撰者、卷数、轴数、页次等；第二，“检目”，按千字文顺序排列，既是原轴的编号，又是排架号；第三，各轴一一著录，有原号、起、止、纸数、行数、附记六项。三个部分互相配合，既揭示了藏书内容，又便于读者检索。胡适在《〈敦煌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中说：“陈垣先生的《敦煌劫余录》流行于世，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胡适书评序跋集》）此言断非溢美之词，可作为编制古籍目录的范本。
    此外，陈垣先生编纂的宗教目录如《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道家金石略》等，也示人以方法和路径，都是独具特色的古籍目录。
    陈垣先生还提出将古籍中的有关材料用分类或专题的方法编纂汇辑，可称专题资料汇编，这对于研究者来说是非常便利的，我国古代的类书、政书就有这个意思。这也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
    关于档案的整理。陈垣先生认为档案是未成书册的史料，他对古代档案的整理有一套完整的设想和方法，这是他主持故宫博物院工作时的经验总结，对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他归纳整理档案的方法有八条。其一，分类，按照档案的种类，或由形式分，如纸样格式，长短大小，颜色红白，或成本的，散页的，都把它们汇别起来；或由文字分，如汉文的满文的蒙文的，都分在一起，这是最初步的工作。其二，分年，是分类之后，以年做单位，把同一年份的同类文件都集在一起。例如先分明清、清又分康熙乾隆，乾隆又分六十年，同年的按月日先后集在一起。其三，分部，档案有属于各部署的，例如兵部的文件归兵部，礼部的文件归于礼部，这样类推下去。其四，分省，例如报销册一项，有浙江省来的归在浙江省，福建省来的归在福建省。其五，分人，把一省一省的督抚所来的文件按人分在一起。雍正硃批谕旨，即是这种分法。其六，分事，是整理档案的较为细密的工作，把所有与某一事情有关系的文件，如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的文件，接待英国使臣的文件，凡同一事的，都按年月集在一块，这样便理出头绪来，可以检阅了。其七，摘由，完成了分析的工作以后，再把每一文件的事由摘出来，使研究的人一看摘由便能了解内容的大概。此种工作非常重要。其八，编目，是最末一步的工作，就是把所有整理成功的档案编成几个总目，或分部，或分省，或分人，或分事，使后来检查档案的人只须将总目一查，便能依类查出。这八种方法实际上也是整理档案的八个步骤，由简到繁，由浅入深，条分缕析，其核心则是如何更方便读者使用。以现代思想和方法整理古代档案史料，陈垣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还必须具备历史年代学、避讳学知识。古籍产生的时代，古籍中的年代记载，古代有关历法、纪年问题，中西回三历换算问题，都是古籍整理工作中无法回避的，不掌握历史年代学知识，不解决这些疑难，古籍中的许多问题都无法解决。陈垣先生在历史年代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首推历表的编制，其次则为利用年代学知识考证史事。1925年和1926年，他的《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相继出版，填补了空白，深受学界欢迎。对于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工具书。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要求文字上不得触犯帝王及尊亲的名字，因此，古籍中因避讳改易姓名、官名、地名、年号的地方很多，给读者造成很大困难，因此陈垣先生说：“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史。”（《通鉴胡注表微·避讳篇》）还可这样说：不懂避讳学，不足言古籍整理。他在深入研究历代避讳现象的基础上，参考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完成了《史讳举例》八卷，举例八十二，这应是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必读书。下面举一个他用避讳学知识校勘古籍的例子。《北齐书·神武纪》载高欢的父亲名树，而《北史·齐纪》及《魏书·高湖传》作树生。同为正史，记载不同，高欢的父亲叫高树呢？还是叫高树生呢？陈垣先生用避讳学知识解决了这个疑问。据《北齐·杜弼传》：“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须取署，读署为树，高祖（高欢）大怒，杖之。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孔子言征不言在，言在不言征。子炎之罪，理或可恕”。孔子的母亲名征在，古礼二名不偏讳，单言二名中的一个字是可以的，不算犯讳。陈垣先生说：“若单名树，则弼言无稽矣。唯名树生，故弼言此。”由此可以推论高欢父亲的名字是二个字，即高树生，《北齐书》脱落一“生”字。遗憾的是中华书局校点本《北齐书》并未借鉴陈垣先生的研究成果而加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