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籍整理的丰硕成果
    陈垣先生关于古籍整理的态度和归纳总结的方法（包括这方面的专著）已如前述，就具体古籍整理的成果而言，亦硕果累累，蔚然大观。以下作一简要介绍。
    （一）影印翻刻稀见古籍
    陈垣先生参与影印翻刻许多稀见古籍，其中首推《四库珍本丛书》。众所周知，陈垣先生是我国最早研究《四库全书》的学者。1915年，承德文津阁《四库全书》到京，他即费十年心力，全面系统地翻阅一遍，写出了《文津阁书册数页数表》、《编纂四库全书始末》、《四库撤出书原委》等文章，揭开了蒙在《四库全书》上的神秘面纱。当时政府和出版界有影印《四库全书》之议，但由于此书部帙太大，其具体情况如有多少种书，每种书有多少册、多少页，大部头的书有多少部，每部有多少卷、多少册、多少页，心中无数，无法估算纸张、制版、印刷、装订的费用，而陈垣先生的调查和阅读，使影印预算有了准确的依据。
    1920年，徐世昌任总统，命朱启钤为监印总裁，欲费690万银元，印造200套《四库全书》，终因费用过巨而未能实行。后教育部与上海商务印书馆两次商议印制《四库全书》，亦未果。1933年，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改变全印计划，决定选印《四库全书》中的部分书籍。共聘请15名专家，确定选印231种，成《四库全书珍本目录》，用文渊阁本缩印1500部。陈垣先生就是15名专家之一，他对这次影印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他于文津阁本《四库全书》非常熟悉，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亦很了解，（他曾出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得阅故宫文渊阁书）这在当时无人能比。如1930年，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编印《影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请有关专家审议，其中《例言之三之乙》曰：“文津阁本所缺之书，应否列入目录，以备检查文渊阁本。”陈垣先生说：“文津阁本所缺之书，文渊阁本亦缺，无庸列入目录。”当时能如此明确指出这一点的。恐怕不会有第二人。再如《例言之一》曰：“（《四库全书》中）其已有宋元刻本即流传已少，有同未刊者，亦为选入，以广其传。”陈垣先生说：“重在未刊诸书是也。其已有宋元刊本，流传虽少，若将来有人刊出，库本即失其价值。”这条意见最为精彩。影印四库珍本以未刊行之书籍为重点，但如果宋元刻本尚存，就不要影印《四库》本，应影印比《四库》本更早的本子，在校勘学和史源学上强调祖本和最早的史料，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自明，这对影印古籍和读书治学都是极重要的提醒。
    陈垣先生于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任图书馆长，除《四库全书》仍存文渊阁外，将宫中所藏其它古籍集中存放在寿安宫前后殿及左右相属之延楼，逐日检点，将稀见且有价值的书籍刷印流传。又对宫中档案进行整理，编印《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清文字狱档》等，披露大量珍贵史料，受到学界的广泛欢迎。在此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他发现了一部重要丛书--《四库荟要》，这是在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精选出来的一部丛书，份量约为《四库全书》的三分之一。《荟要》共钞成二部，其一存放在圆明园之长春园的味腴书室，同文源阁《四库全书》一样，于1840年被英法侵略军焚毁；另一部即贮于故宫御花园之摛藻堂。《荟要》以前很少有人知道，陈垣先生也是在研究《四库全书》时才知道有此书的。《荟要》的发现是学界一件大事，曾引起广泛关注。有关《荟要》的详细情况，刘乃和先生在《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上有专文考述，可参阅。
    陈垣先生是宗教史专家，曾致力于宗教古籍的翻印整理。如校对《铎书》并作序，校刊《灵言蠡勺》并作序，校刊《辩学遗牍》，影印《名理探》等。
    （二）古籍专题资料汇辑和编制目录索引
    陈垣先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择其要者介绍数种。
    1、《道家金石略》。这是陈垣先生为研究道教各流派而编纂的一部石刻史料汇编。他从20年代开始汇辑，上起汉魏，下至有明一代，共录1300余通，金元部分过其半。他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中说：“余昔纂《道家金石略》，曾将《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艺风堂所藏拓片，凡有关道教者悉行录出，自汉至明，得碑千三百余通，编为百卷，顾以校仇不易，久未刊行。其金及元初部帙，十之一属道教旧派，十之二属大道、太一，十之七属全真。元并江南，始有正一诸碑，与全真对峙，然河北大部仍属全真也。”此书后经陈智超先生增补校正，于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煌煌巨制，令人敬佩。
    2、《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佛教典籍是很多研究史学的人望而生畏的，很少有人介绍，能利用的人更少。陈垣先生说：“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缘起》）故此，他选用不同体裁的三十五种佛教典籍，从内容、编纂方法、史料价值和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应用等几个方面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述。
    3、《敦煌劫余录》。这是陈垣先生主持北京图书馆工作时编定的反映该馆馆藏敦煌经卷的一部专题目录。此书编写难度很大，他在序中说：“夫写定之难，阙为首尾不俱之残轴。轴首尾无经名而轴中有品名，尚易定也。虽无品名，而其文为吾人所常习，如《金刚》、《法华》之类，亦易定也。惟久佚及罕习之经论，往往一残轴比勘多时，谘询多人，仍不能考定。”而他知难而进，不单在考证上解决许多疑难，留下许多精辟之论，而且在全书的编排上，借鉴中国传统目录和西方现代索引的编制方法，颇具特色。（前面已详述，兹从略）。
    4、《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这是他研究中国天主教史时所编目录，分说教、天文、历算、地理、艺术等部，惜未正式出版。
    5、《乾隆基督教目录》。陈垣先生欲仿《开元释教目录》之例，网罗乾隆以前基督教中的名著叙跋而著录论列之，部分与《明末清初数士译著现存目录》重。
    6、20年代，陈垣先生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导师时，曾指导同学编纂古籍目录索引，其中以古代类书居多，计有：《艺文类聚引用书籍》、《太平御览引用书籍增订目录》、《太平御览引用书细目》、《太平广记引用书籍增订目录》、《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目录》、《希麟续一切经者义引用书细目》等。
    （三）《元典章校补》与《旧五代史辑本发覆》
    《元典章校补》是陈垣先生的一部力作。《元典章》为元代一部重要的典制书，因书中多方言俗语白话，前人往往不予重视，而陈垣先生则认为此书是“研究元代政教风俗、语言文字必不可少之书。”（《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他的第一部史学专著《元也里可温考》就曾大量引用此书中的材料进行论证。由于前人不重视，故传世版本甚少，直至民国初年，才由沈家本刊刻行世。但沈刻本谬误极多，他前后共搜集到五种版本与沈刻本对校，有聚龙里巴陵方氏旧钞本、南昌彭氏知圣道斋抄本、吴氏绣古亭影抄元本、阙里孔氏藏影抄元本、故宫藏元刻本，其中故宫藏元刻本为他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所发现，对校勘工作帮助最大。1930年5月至31年2月，他利用这9个月的时间集中进行校勘工作，从沈刻《元典章》中校出伪误、衍脱、颠倒诸处一万二千余条，仿照宋楼大防《乐书正误》的格式略加变化，成札记6卷，阙文3卷，并做表格1卷。另有《释例》6卷单独刊行。为了便于读者使用，在刻印此书时采用木版，且字体版式全仿沈刻本原书，有沈刻本者可配叶装订。这是他时刻想着读者的又一例证。
    《旧五代史》是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本。陈垣先生以《册府元龟》校《旧五代史辑本》，发现除一般的传写脱误、遇讳改字外，原来的“胡”、“虏”、“夷”、“狄”等字亦全部改易，其它缘犯忌而改窜的地方也所在多有。但自四库辑本刊行后，许多学者不明真象，以为真本如此，录诵引据，信奉不疑。陈垣先生花费巨大精力，将《旧五代史辑本》全面校勘一过，积累了大量资料，仅稿本就有三尺多厚，从中精缩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3卷，为恢复《旧五代史》的本来面目做出了重要贡献。此书除了具备重要的史学价值外，还有重要现实意义。四库馆臣辑佚之时，乾隆皇帝明令禁止在刊写中将胡虏夷狄等字改易或空字，违者严惩，但馆臣仍删改如故。为什么会这样呢？陈垣先生说：“今薛史辑本之改窜，更甚于空白改写，其敬慎耶？其不敬之甚者耶？抑以为空白改写，终留痕迹，不若迳将史文删改灭迹，可以免诏书之诘责耶？然安知后之人不能发其覆，岂非所谓欲盖弥彰也。”他进一步指出：“今乃辑佚，何能轻易其词。此义馆臣岂不知，然而仍效昔人改窜中秘书之故智，欲以一手掩天下目者，其视清朝之心实与明季诸人无异也，不过一则阳斥之，一则阴指之而已。呜呼！四库馆之开，清之据，中国百三十年矣，士大夫之心理仍若此，此其故亦耐人寻思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卷3后论）此书写作之时，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岌岌可危；此书刊刻之日，北平已经沦陷，日伪政权如“北平维持会”等已开始运作。陈垣先生此书此论于此时发表，对知识界颇有鼓舞作用。傅增湘为此书作序，曰：“孰知隐伏于士大夫之衷曲者，固沈挚而不可磨灭如是耶！其外之虔恭愈甚，斯其内之厌弃也益深，君子观人心之未亡，而知国事尚有可为也。援庵之为此编，殆亦有感于是。”傅氏之言盖深得“发覆”之深意。这是陈垣先生在抗战八年中的第一部史学论著，从此他治学“颇趋重实用”，“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其目的则是“正人心，端士习”，（《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02页）将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同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体现了一位爱国学者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伟大精神境界。
    （四）主持点校《新、旧五代史》
    陈垣先生于五代史用功甚深，三十年即研究校勘《旧五代史》，取得重要成果，深为学界称誉。解放后，中华书局标点整理二十四史，他承担了《新、旧五代史》的点校任务，由柴德赓、刘乃和二位先生具体协助。在他的指导下，刘乃和先生编制了地名索引、人名索引，比较了二史的差异，并粗点一遍，划分了基本段落。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未能看到二书的最终完成。
    陈垣先生不仅对点校《新、旧五代史》认真负责，而且关心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贡献出许多真知灼见。前四史定稿后，中华书局将每书的出版说明、点校后记等送他审阅。对作为校勘样本的《旧唐书》卷一、卷八的校勘记，他逐字审阅，并在讨论会上，由刘乃和先生代他提交了长达二千余字的总意见稿和五千余字有关具体问题的意见。
    除了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外，陈垣先生还关心其它古籍的整理工作。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他是委员之一，组长齐燕铭等领导同志经常去拜访他，征求他对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意见。他从来都是知无不言，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多年的经验和心得。如中华书局影印《册府元龟》，齐燕铭等同志多次上门求教，他从该书的出版计划、选用版本到书名题字、印刷样式，都一一提出意见，就连如何用宋刻残本补明本之阙亦注意到。最后应金灿然同志之请，由刘乃和先生执笔，撰成《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成为古籍整理方面的一篇著名论文。
    综上所述，陈垣先生是自民国以来对我国古籍整理事业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我们应铭记他的功绩，认真总结和继承他的宝贵遗产，推动我们的古籍整理事业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①陈垣著《励耘书屋丛刻》、《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道家金石略》等
    ②陈乐素陈智超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
    ③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
    ④刘乃和主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6月
    ⑤刘乃和主编《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大出版社1990年10月
    ⑥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
    ⑦刘乃和著《励耘承学录》北京师大出版社199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