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既是政治家呼风唤雨的神圣口号，又是众多学者所热衷的带有信仰性质的理论，更是广大社会芸芸众生的朴素情结；他们为之热血沸腾，出生入死，却并不一定知其所以然。这三种形态经常水乳交融，共同形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思潮，但却始终不曾产生一种涵盖整个思潮的、严密的理论体系。
    如果我们把这股思潮当作一个浑然的整体来进行观察和把握，便可以发现，无论其中有多少个派别、多少种主张和倾向，它们都围绕着下列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中华民族是否给予整体认同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问题；二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基本手段和根本方法问题，也就是所谓反传统民族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以及对二者的综合扬弃问题。这两大问题都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变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也都具有超越近代历史的特征，在今天乃至将来仍会以一种多少有些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存在。这就特别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
    先说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问题。
    如果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很早便已经实际存在的话，那么，对这种格局的主观认同，则到了近代以后才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近代，中华民族备受东西方列强的侵凌，处境日艰，中国人苦苦地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西方不同流派的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之时，较为敏锐的知识界立刻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将之视为拯救中华民族的法宝。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学术态度。选取各自所需要的观点，结合中国的民族问题实际，建立起中国自己的不同派别的民族主义理论。
    在这当中，有一种在辛亥革命前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其影响日大、终究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之主体的理论，这就是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大民族主义。这种大民族主义把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当作一个大的中华民族整体，并认为列强对中国任何一部分的侵略都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侵略，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并在此基础上联合成一个大的中华民族，一致对付东西方列强。
    梁启超在1903年首次撰文提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亦即“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于五大陆之上。”（《饮冰室文集》十三，第75～76页）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进一步把这种有关中华民族的理念概括为“五族共和”，提出要“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合五大民族为中华民国”（《孙中山全集》二，第48，89页）。
    这种大民族主义强调，中华民族加强内部团结是出于反对帝国主义一切恶魔的需要，它的最基本的奋斗目标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压迫、军事侵略、经济剥削和文化奴役，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讲得最为明确：民族主义之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主义之侵略”（《孙中山全集》九，第118～119页）。
    在大民族主义之外，中国近代还出现过所谓“小民族主义”。在小民族主义中，较有影响的又有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两种。
    大汉族主义有较深厚的历史背景，只不过在十九世纪以前它还仅仅表现为一种古典式的理论形态。二十世纪初年到辛亥革命期间，在西方民族主义的激发之下，在“排满”的热浪中，大汉族主义迅速地盛极一时。特别是国粹学派中的一些人，把少数民族视为夷狄，排除于中华民族之外，以为中国的国只能是汉族的国，中国的学也只能是汉族的学。辛亥革命后，大汉族主义进而表现为一种民族同化主义。孙中山就曾提出“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尽管孙中山本人后来纠正了这种提法，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当时甚至有人不承认蒙古是一个民族。此后，大汉族主义也并未完全绝迹。当然，从总体上看，大汉族主义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大潮中，只能是一股支流。它作为一种偏狭的民族主义，是与大民族主义相背离的，是不利于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的。
    至于中国近代的民族分裂主义，则主要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极度膨涨的产物。它是建立在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化等方面存有较大差异这一客观基础之上的，同时也因受到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特别是与一部分外国人别有用心的煽惑分不开。另外，也受国内同时期兴起的大汉族主义的刺激，在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对待关系。这种民族分裂主义主张蒙、藏等族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例如，蒙古苏尼特右旗扎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俗称德王）自幼便以成吉思汗家族第三十世孙自居，以继承其先祖之业为务。辛亥革命前后蒙古、西藏发生分裂叛乱活动的原因很多，但民族分裂主义的抬头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作用，近代中国的民族分裂主义的理论色彩并不鲜明浓烈。这方面的公开文献很少，偶而有所表露也只是以一种很隐晦的形式出现，如不说独立而称“自治”等。然而它作为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确实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流淌着，而且非同小可。我们形象地称这种民族分裂主义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中的一股很有影响的暗流。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支流和暗流并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它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度里，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如果主要的不是由于内部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压迫和外部观念刺激所致，则很容易形成一种多重架构的民族主义。这种多重架构的民族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它的内部矛盾与冲突。各自都以民族主义相标榜，各自又都以不同层次和类别的民族利益为指归，最后，不同的民族主义也就必然地成为相互攻击的目标。这自然是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起始宗旨大相径庭的，是极不利于民族主义正面功效发挥的。这也就提醒政治家和知识界在试图起用民族主义这个工具和手段时，一定要对它可能出现的多重架构保持高度的警惕，努力在培植其主流意识的同时，积极消除非主流意识，以便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正面功能。避免或减轻其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