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
    20世纪是一个面临挑战而又需要积极应战的时代，对历史学而言，也是如此。回眸历 史学的历史，我们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不管是西方煊赫一时的兰克及兰克学派 ，还是绵延甚久的中国“正统史学”，都已陷入困境，危机四起，史学新潮的萌发已不 可阻遏，不约而同的是我国梁启超与美国鲁滨逊都提出过“史学革命”之类的口号。不 过，站在20世纪的桥头，向传统史学发起挑战的第一人是兰克的德国同胞卡尔·兰普勒 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年），继后哺育年鉴学派的精神导师亨利·贝尔（Henri Berr，1863-1954年）提出了“历史综合论”，鲁滨逊在1912年出版了新史学的 “宣言书”[1]《新史学》。再之后就是文化形态学派，一个以德国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与其后的英国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 年）为代表的西方新史学派，在反叛西方传统史学的阵营中，他们虽不是最初的弄潮儿 ，但却是冲锋陷阵的“斗士”，以至斯宾格勒自夸他的史学体系是一场“哥白尼革命” 。
    的确，由斯宾格勒最先创立尔后由汤因比发展的文化形态史观，确是20世纪西方史学 的一种新说，它对19世纪的西方传统史学（以“科学历史学”巨匠兰克为代表）发起了挑 战，它比兰普勒希特、贝尔的新说更要推进一步。[2]
    文化形态史观又称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或文化形态学。它实际上是把 文化（或文明）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 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个文化的兴衰过程，揭示其不同的特点，以分析、解释人类历史 的发展进程。
    由这“定义”可见，作为现代西方史学的一种新说，文化形态史观无论在它的首创者 斯宾格勒那里还是后继者汤因比那里，都有一些与传统史学相悖的明显特征：
    文化形态史观是以生物进化学说，尤以社会达尔文主义[3]的学说而铸成的。这种自然 科学的新说，它的模式和方法，在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中找到了“替身”，斯宾格勒以此 说文化也是一个有机体，也有它的生命周期，具有生、长、盛、衰等规律性和可测性的 过程，“有生就有灭，有青春就有老境，有生活一般地就有生活的形式和给予它的时限 。”[4-p66]这是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核心之所在，也是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 《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基调。
    斯宾格勒以此立论，在宏阔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寻找出八种自成一体的且具有独特个 性的文化系统，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古希腊罗 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西方文化[4-p34]。他打破了传统的世界史模式， 这一体系被说成是“历史领域中的哥白尼发现”。
    在斯宾格勒看来，前述这八种文化都各自有一“基本象征”（Prime Symbol），每一种 文化皆各自独立地走完其生命历程，经历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直至它的 “最后一幕”。在这过程中，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认为比另一种文化更加先进。他在《 西方的没落》中，给人们显示了一种等价性、共时性与多样性的世界文化发展的图景， 在对世界各个特具个性的文化的相互比较中，寻求文化发展的规律。这是对传统史学中 的单线历史发展观的有力挑战。
    斯宾格勒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直观天赋的文化预言家”[5]，他对西方文化也作出了诊 断，他认为西方文化在经历了前文化时期、文化时期、文明时期几个阶段之后，同其他 七个已经死亡或正处于僵死的文化一样，也在劫难逃，必然走向没落，这是它合乎命运 的归宿。
    汤因比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一书中，继承与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同 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之说中，有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论点，即把文明（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认为这才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 究范围”。
    汤因比认为，在人类文明近6000年的历程中，曾出现过21个文明（注：这21个文明是： 西方文明、拜占廷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 希腊文明、叙利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朝鲜日本文明、米诺斯文明、 苏美尔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安第斯文明、墨西哥文明、于加丹文 明、马雅文明。不过，汤因比对文明的划分有其随意性，有时又说有26个，有时甚至扩 大到37个。），它们是等价的和平行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同时代的，这与斯宾格 勒不约而同，都趋向于比较研究。
    与斯宾格勒一样，汤因比也把文明作为有机体，各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 和解体这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他以古希腊罗马史的发展进程为蓝本，并把它作为人类 文明发展的一种固定模式，经历所谓大一统帝国--间歇时期--大一统教会--民族 大迁徙，各大文明在衰落与解体时期无不如此。汤因比的“希腊模式”在遭到非议后， 他晚年又增加了“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这些说法是与斯宾格勒有相异之处的。 在汤因比那里，文明考察的视野扩大了，从斯宾格勒的八种高级文化发展到他论述的二 十几个文明；但在论及文明发展的具体进程时，他又与斯宾格勒分道扬镳了，特别是对 西方文明的看法，汤因比不赞同他前辈对西方文明所持的悲观态度，认为只要西方文明 吸取以往文明历史中的教训，就可能逃脱灭亡的厄运。（注：汤因比对西方文明的前景 这样说：“创造性的神火还在我们的身上暗暗地燃烧，如果我们托天之福能够把它点燃 起来，那么天上所有星宿也不能阻挠我们实现我们人类努力的目标。”（汤因比：《历 史研究》（中），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页）。）
    不管怎样，透过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的同异相间，确实看到了他们在史 学思想上对西方传统史学陈说的批判和革新精神，可称得上是20世纪西方史学的一种新 说，从某种意义上形容它是史学上的“哥白尼革命”，似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