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信徒自然也在劫难逃。勃兴于40年代初的战国策派，随着抗日战 争的胜利，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归于沉寂，然而，战国策派的阴魂不散，在50年代以来批 判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进程中，它们始终扮演了一个“陪斗者”的角色，随着战国策派 被定性为“宣传法西斯主义”、“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根据的”反动学派，其代表人 物均遭厄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之风劲吹，拨乱 反正之势盛行，思想解放，学术新生，反思历史，关注未来，在这样的时代氛围感召下 ，中国对西方史学输入畅开了大门，各种带“新”字号的西方史学理论纷至沓来，更不 必说那些像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那样的“老”字号了，新老齐进，诸说 交汇，在80年代形成了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的又一次高潮，此处不容详述[34]。
    于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又重版发行，后者更有一 些其他著作相继问世（注：如有《历史研究》（一卷本新版）、《文明经受着考验》、《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人类与大地母亲》、《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 大作对话录》等。）。重评文化形态史观成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西方 的文化形态史观借助于80年代中国学界的“文化热”，在中国新时期又找到了新一代的 “知音”。既然对文化形态史观的始作俑者进行了科学的求实的评价，那么对它的东方 信徒林同济--雷海宗们又岂能例外呢？坚冰已经打破，但航道的开通仍需时日。传统 的韧性，偏见的作崇，可以这样说，对战国策派的全面而公正的评价尚需时日，我们当 然要有这样的耐心。
    战国策派的历史余音，在新世纪出现了谐音，可以为此作证的是2002年12月15日在南 开大学举办的“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上讯息（注：参见学术报道： “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世界历史》2003 年第2期。亦可参见《雷海宗史学观纪识》专栏，何炳棣、王敦书、刘家和、马克垚、瞿林东、张国刚六人文章，《博览群书》2003年第7期。）：缅怀追思时凸显史学业绩，学术研讨中蕴含客观公正。是年为雷海宗冥诞100周年，它上距雷海宗谢世已40年矣，距林同济逝世也已22年。40年弹指一挥间，就对争讼不已的战国策派的评价而言，历史终于在2002年12月15日那一天，闪现出清朗、明丽，这当然是给雷海宗的，也应当是给战国策派学人群的。
    收稿日期：2003-10-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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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齐世荣等译。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6页。
    [5]休斯。奥斯瓦德·斯宾格勒评传[M].（H.S.Hughes,Oswald Spengler:A Critical Estimate）1962年修订本，第六章，中文见邓世安编译本：《西方文化的诊断者--斯 宾格勒》，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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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许冠之。新史学九十年（上册）[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8]吴宓日记第3册[Z].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53、186-187、316、449、451等 页。转见王敦书同上文。
    [9]叶法无。文化与文明[M].黎明书局1930年，第34页。转见《西方的没落》1963年商 务印书馆版译者前言（齐世荣执笔），第41页。
    [10]见《学衡》第62期，1928年3月。
    [11]见《思想与时代》第19期，1933年2月。
    [12]吴宓日记第3册[Z].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