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新说的中国早期知音
    自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奠立后，迅即在西方学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这 种影响也在现代中国有了回应，并找到了它的最初知音。
    我们不禁要问，谁是最先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传入中国的？对此，学界有不同说 法。于沛认为，“20年代末，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开始介绍到中国来。1928年，张 荫麟译美国学者葛达德与吉朋斯的《斯宾格勒的文化论》在《学衡》杂志发表。”[6]
    王敦书根据翔实的原始资料，考定最早把斯宾格勒的新说介绍给国人的是李思纯（注： 王敦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之最初传播--吴宓题英文本<斯宾格勒>手迹读后》，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本节所述，得自于王文的精细考 订。）。他据南开大学馆藏吴宓题英文本《斯宾格勒之文化论》手迹作出这一判断的（注 ：吴宓的友人刘奇峰在1927年1月从美国纽约将美国学者E.H葛达德和P.A.吉朋斯合撰的 英文本《文明还是诸文明》（Civilization or Civilizations）寄赠给他，吴宓在2-3 月间阅读此书，在边注中说：“吾国杂志言及Spengler之书者始此，后无闻焉。”按， 李思纯写的《论文化》，发表时间为1923年10月。换言之，从1923年10月至1927年2-3 月间，国内学界似无人谈及斯宾格勒。见王敦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 之最初传播--吴宓题英文本<斯宾格勒之文化论>手迹读后》，载《历史研究》2002年 第4期。本节所述，得自于王文的精细考订。）。
    李思纯（1893-1960年），字哲生，四川成都人，曾自费留学法国三年。1923年归国， 旋任东南大学西语系教授，与吴宓过从甚密。他写的《论文化》一文，备受吴宓欣赏， 并于同年10月在吴宓任主编的《学衡》杂志上发表。李文在介绍斯宾格勒时，这样写道 ：
    “论文化之盛极必衰，衰极必亡，而持论最有力者，有德国现代哲学家斯宾格勒氏Spengler。斯氏有感于欧洲文化之趋于死亡，常冥思默想而成一书曰《西土沉沦论》Der Undergang des Abendlandes（即《西方的没落》）。其书体大思精，证例繁富，历引希腊 罗马及东方古国先代文明其发生滋长及衰败死亡之曩例，更辅以历史学、社会学、生物 学之观察，最后断定欧洲文化之现已趋于死亡。斯氏之着笔为此书在欧战前，脱稿于欧 战中，而刊行于欧战后。一时风行之盛，势力之伟，其在战后之德国，盖与安斯坦氏Einstein（即爱因斯坦）所为相对论并称。斯氏本德国南方弥纯Munchen（即慕尼黑）城中一 中年教授，名不出乡里，自为此书，不一年而誉满全国。其书所论之文化生、住、异、 灭，信为确义。就其说以考古今文化之嬗蜕兴亡，而知理有固然，非危辞耸听，谰言骏 俗也。（注：李思纯：《论文化》，《学衡》第22期，1923年10月。李思纯文中对斯宾 格勒生平的介绍有误，斯宾格勒在哈勒完成博士论文后，曾在一些地方任教，乃中学教 员，1911年遁居慕尼黑，作一个隐修学者，撰写《西方的没落》大约在此时此地萌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大作亦告完成，此后又不断修改，于1917年12月付梓。 ）
    据现行资料来看，李思纯也许是向我国学界介绍斯宾格勒的最早的人（注：与李思纯在 《学衡》杂志发表《论文化》同年，俞颂华在《德国之文化形态学研究会》中，也提到 了这一学派，见《东方杂志》20卷第4期，1923年。又有学者说中国留学德国的诗人、 美学家宗白华（1897-1986年）在20年代初就受到了斯宾格勒思想的影响，在他寄回国内 的书信中可以作证（《自德见寄书》，《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第335-336页。）参见胡继华：《中国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化哲学--论中国20世纪30 -40年代对斯宾格勒的接受与转换》，《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很显然，宗白 华并不是最早向国内介绍斯宾格勒史学思想的人。）。他是1922年春在柏林见到德文版 的《西方的没落》，而此时尚无英法译本。是书出版后即“誉满全国”，但在20世纪20 年代初，其影响在德国之外，还不可能很大。在中国，却靠着李思纯的及时介绍，还是 比较早地知道了斯宾格勒这个人。
    此后，当然是张荫麟（1905-1942年）了，这位被学界称为“近八十年来罕见的史学奇 材”[7]，不仅于词章、考据和义理无一不长，对输入西方史学也颇多建树。与李思纯 不同，1928年张荫麟翻译美国学者葛达德与吉朋斯合撰的《文明还是诸文明》（Civilization or Civilizations）时，他还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子。张译此作，全赖于 吴宓的器重与推荐，这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8]。
    葛达德与吉朋斯合撰的《文明还是诸文明》，实际上是据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之原书，摘其大意，以深入浅出的笔法，演述而阐明之。张荫麟据此译出，名为《斯宾 格勒之文化论》（注：张荫麟翻译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译文甚长，分载于《国闻 周报》第4卷第48、49期，第5卷第10、21-23、30-34期；《学衡》杂志第61、66期。 ），并得以在《国闻周报》和《学衡》杂志两处同时连载，都出自吴宓的精心安排，因 而在国人中也产生了反响。此后，学界通过张译，多知斯宾格勒其人其作其说，他那一 套的文化理论，对我国30年代前后文化史研究热潮的形成（注：30年代前后所出版的中 国文化史著作，举其要者有：叶法无的《文化与文明》（1930年）、杨东莼的《本国文化 史大纲》（1931年）、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1931年）、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 （1932年）、丁留余的《中国文化史问答》（1933年）、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1935年） 、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略》（1936年）、文公直的《中国文化史》（1936年）、陈安仁的 《中国近世文化史》（1936年）、陈安仁的《中国上古中古文化史》（1938年）、王云五的 《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1937年）等。）当不无联系，难怪有学者称《西方的没落》 为“文化史杰作”[9]了。
    此外，张荫麟另撰有《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10]、《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11 ]等十分有影响的文章，于国人当时了解西方史学也颇有助益，尤其他对西方历史哲学 有较深入的研究，他或许是当时较早系统向国人介绍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人。
    吴宓作为《学衡》杂志的主编，他对最早介绍斯宾格勒学说的李思纯厚爱于前，又对 较为系统引入斯宾格勒学说的张荫麟举荐于后，真是当时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有功之 臣”。而吴宓本人，亦对此学说的引入颇具识见，他在1927年2月23-26日的日记中这 样写道：“此书（指葛达德和吉朋斯的《文明还是诸文明》，引者）关系重大，须译述之 ，以供国人之诵读也。”[12]于是吴宓就物色翻译此书的合适人选张荫麟。而《学衡》 杂志在刊登张荫麟的译作时，吴宓另写了近3000字的“编者识”，对斯宾格勒的文化形 态史观作了较为详细的评述。他的评述可概括为：对斯宾格勒的学说作了介绍，认为文 化恰如一有机体，近世欧美文明也难逃灭亡之命运；认为斯宾格勒代表了现代学术综合 研究的精神及趋势而为其先导，说斯氏之说深信古今东西各族各国之历史及文化，皆有 公共之原理，具同一因果律；吴宓还批评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狂妄夸大，武断比附， 强改事实以明其学说。吴宓最后借介绍斯宾格勒之说向我国学界呼吁道：
    深望吾国宏识博学之士，采用斯氏之方法，以研究吾国之历史及文化，明其变迁之大 势，著其特异之性质，更与其他各国文明比较，而确定其真正地位及价值。[13]
    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史研究热，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它是对吴宓上述“呼吁”的 一种回应，也是对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东传中国的一种回应。1934年，新斯宾格勒主 义者汤因比出版了他的传世之作《历史研究》（第1-3卷）。两年后，张君劢在《明日之 中国文化》中作了简单的介绍。据此，当然也是对汤因比文化形态史观东传中国的一种 回应。不过这些致力于传播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早期知音，他们的输入，在当时国 内学界并未产生什么重大的反响，真正发生重大影响还要等到了战国策派学人那里，才 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