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对文化形态史观这一西说的输入是从临摹开始的，其摹本便是斯宾格勒的《 西方的没落》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1940年4月，林同济在《战国策》半月刊创刊 号上，发表《战国时代的重演》，这篇“宣言”式的文字，集中地表达了战国策派的基 本立场（现实的与历史的），并由此衍生出他们关于历史与文化问题的种种识见。
    林同济（1906-1980年），福建福州人，早年留学美国，1934年归国后，历任南开大学 、云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他在主编《战国策》半月刊等刊物时，正是在这三所大学 任教的时候，也是中国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历史时期。林同济的《战国时代的重演》 ，运用文化形态史观，从世界文明共时态比较研究的视角出发，将当时的中国与世界都 定位在“战国时代”。他这样说道：
    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战”一个字。如果我们运用比较历史家的 眼光来占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 代”的来临！[17]
    林同济认为，“战国时代”的特点是“战为中心”、“战成全体”、“战在歼灭”。 处于这样的时代，在他看来，不能战的国家不能生存（“不能伟大，便是灭亡”）；左右 倾各派的争论意义全消，要停止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建设道地的“战国式”国家 ；中国人应改变那种懒散的态度，再建立起历史上“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 战国”必须是我们入手的途径。总之，是一个“战”字。[18]
    可见，林同济的“战国时代重演论”与斯宾格论的论见很是吻合，在《民族主义与二 十世纪》[19]、《形态历史观》等重要文章中，都道出了他思想中的方法论来源，这就 是，“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所谓‘历史形态学’（Morphology of History）者。 ”[20]又说：“我与雷先生这些文字，多少是根据于形态历史观的立场而写作的。”[2 1]
    不过，就输入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历史形态学”）且有发挥创新的还数雷海宗。对 此，林同济也承认：“在中国方面应用这方法而有卓著成绩的，恐怕是畏友雷海宗先生 。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小书，国人就当注意。”林并称雷为“中国学界中第一 位形态历史家。”[22]
    雷海宗（1902-1962年），字伯伦，河北永清人，早年留学美国。1927年回国，先后在 中央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合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等职。此时 ，也是他与林同济共同创办《战国策》半月刊，传播与进一步阐发文化形态史观的时候 。其实，雷海宗在这之前，就已在清华大学的《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不少用文化形态史 观为理论依据的文章，后结集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由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出版 ，它成为雷氏一生的代表作。与林同济共事的40年代初，他继续撰文，比较重要的有《 历史的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外交：春秋与战国》、《历史警觉性的 时限》等，这几篇文字被林同济编入《文化形态史观》一书，1946年出版。
    林同济、雷海宗关于文化演进的分段论显然呈现出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历史分期模式的 踪迹，此其一。
    林同济将文化发展的一般形态分成三个阶段：封建、列国、大一统。林同济指出：“ 封建阶段是‘原始人群’与‘文化人群’的分界。许多人群永留滞于‘原始’状态，创 不出封建的局面；但一创出封建的局面，这人群便大步踏入‘文化大途’”，又说：“ 封建阶段就是贵族中心或贵士中心阶段。”这个阶段需经过一番“社会大革命或大骚动”而被列国阶段所取代。列国阶段具有“个性的涣发”与“国命的整合”两大潮流，前者是一种离心运动，后者是一种向心运动，两者相克相成，最后后者压倒前者。本阶段是任何文化体系最活跃，最灿烂，最形紧张而富创作的阶段，它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列国阶段的前期称为春秋，后期则称为战国）。在大一统阶段，战国时代诸国纷争，经过大战的结果，建立一个高高悬空的独尊的专制皇权，一个大一统帝国。[23]
    雷海宗的分法与林同济不尽相同，但其西方文化形态史观鼓吹者的痕迹却更明显一些 。雷海宗认为历史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但每个文化的发展进程的大步骤及其时限 则大致相同，这个共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每个文化都经历如下五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封建时代，前后约600年；第二阶段是贵族国家时代，前后约300年，是一个以贵族 为中心的列国并立时代；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250年，这是一个不断“大 战”与“大乱”的时代，必发生惊天动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大革命；第四阶段是大 一统时代，前后约300年，经过大乱而后大治，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政治上专制独裁 ，社会风气日见颓靡，募兵制取代征兵制，至于文化、“其非很快的死亡，就是长期的 凝结”；第五个文化阶段为最后的时代，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可 长可短。[24]
    尽管林同济的“三个阶段说”与雷海宗的“五个阶段说”，分法不同以及他们对每个 阶段的论述不一，但他们的共同点却是接纳了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尤其 是文化发展的阶段说，凸现前述的斯宾格勒西方文化发展的“三阶段说”（前文化时期 -文化时期-文明时期）及汤因比的文明发展的“四阶段说”。
    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世界史模式在林同济、雷海宗，尤其是在雷海宗那里得 到了彰扬（注：就世界史编纂的类型，我以为自古迄今似可大体归纳如下几种类型：1. 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的世界史。2.波里比阿--兰克的国际关系型的世界史。 3.圣·奥古斯丁--鄂图的基督教神学型的世界史。4.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 世界史。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338页 。），此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