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火中的东方回响
    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存亡继绝的岁月。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纠纽 重叠，相激相荡，相伐相煎。尽管时运莫测，时局艰辛，外患内忧的拶逼，生难死险的 苦痛，但这并不妨碍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开放性学术氛围”（注 ：张国刚在《雷海宗：一个学术史的解读》一文中说：“从时间上看，中国的唯物史观 历史学派比战国策派出现得早，因此战国策派的异军突起以及与唯物史观和史科学派一 度的共存，正是当时开放性学术氛围的一个反映。”（《博览群书》2003年第7期）张国 刚这一见识甚为可取，如果不是这样，战国策派不可能留下他们的《文化形态史观》、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时代之波》等精神遗产；倘若在“万马齐喑”独于一尊的 年代也许他们早就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但正是那时开放性的学术环境，就使文化形 态史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它“应该有的内容”（同上引）。）的浸润下，他们的 思想空间仍然有着令后人歆羡的开阔与宏通，有着那种颇具独立精神但又不无偏颇的学 术个性，于是斯宾格勒与汤因比借助他们，在战乱中的中国“长驱直入”，文化形态史 观在现代中国终于找到了他们真正的“知音”，“从国外引来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史坛上 掀起过一派涤新耳目的风光”。[14]
    我这里说的这部分知识分子，指的是在40年代前后“异军突起”的战国策派学人群（注 ：战国策派学人群是一个松散的学术群体，而非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派别，其人员庞杂， 1940年4月在云南昆明出版的《战国策》半月刊，就有26位“特约执笔人”，他们是： 林同济、雷海宗、陈铨、贺麟、朱光潜、费孝通、沈从文、郭岱西、吉人、二水、丁泽 、陈碧生、沈来秋、尹及、王迅中、洪思齐、唐密、洪绂、疾风、曾昭抡、何 永佶、曹卣、星客、上官碧、仃口，其中唐密为陈铨的笔名，尹及为何永佶的笔名，实 为24人。而以林、雷、陈、何、贺为“核心人物”。除前列24人名单中的沈从文，郭岱 西、洪思齐等人外，另有陶言逵、梁宗岱、沙学浚、谷春帆、公孙震、吴宓、王赣愚、 冯友兰、林良桐等也时常以论著作出回应。他们涉及的知识领域众多，在一些重大问题 的观点上又不尽一改，因此很难将上述各位都作为战国策派的“圈内人”。半个世纪来 ，前人对战国策派的评判主要是针对林、雷、陈、何、贺五人。见江沛：《战国策派思 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据此，本文为紧扣题旨，主要论及 林、雷两位的文化形态史观，而不旁及其他，如对陈铨源自尼采和叔本华的英雄史观则 就略而不谈了。）。1940至1941年间，聚集在云南昆明的几位大学教授林同济、雷海宗 、陈铨等人出版《战国策》半月刊，之后又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 刊，陆续撰文，传播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宣扬“战国时代重演论”，战国策派因此而得 名。
    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战国策派屡遭批判，一度把他们与“宣传法西斯主义”和 “为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相等同，被打入冷宫。中国新时期以来，这种政治化的 评判还是在陈陈相因[15]，然而与此同时，对战国策派的再评价，从个别代表人物（如 雷海宗）身上找到了“突破口”（注：对雷海宗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一个不大不小的 热点。雷海宗的《欧洲通史》（二），经王敦书整理，易名为《西洋文化史纲要》出版（ “蓬莱阁丛书”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雷海宗关于中国史方面的文章，已 由王敦书结集为《伦伯史学集》出版（《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 。在中国新时期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时代思潮影响下，王敦书用大量翔实的材料对雷 海宗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综合的评析，其论断与昔日大相径庭，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王 敦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雷海宗》，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年）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 理论》1988年第4期；《雷海宗与吴于廑》，《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雷海宗 的学术道路》，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南 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声音如雷、学问如海、史学之宗-忆雷海宗》，张世林主编 ：《学林往事》中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西洋文化史纲要>导读》，雷海宗：《 西洋文化史纲要》，前揭书；《<伯伦史学集>前言》，雷海宗：《伯伦史学集》，前揭 书。其他学者在相关论著中都有涉及雷海宗的文字，不赘。其中侯云灏：《文化形态史 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述论-雷海宗早期文化思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 ，该文亦具新见。）。但了断这桩公案，还战国策派学人的本来面目，殊非易事，即使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争讼依然存在（注：这里以1992年发表的两种观点相悖的意见为 例子作一说明。郭国灿著书对战国策派的传统定性为法西斯主义学派翻案，认为昔日定 见不足为据（《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约戊戌--五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第218页）；张和声撰文说，林、雷等人欲借“文化形态史观”来“经”当今之世，为中 国所“用”，结果却落得个“法西斯买办文人”的骂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咎由 自取（《文化形态史观与战国策派的史学》，《史林》1992年第2期）。有趣的是，江沛 在《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一书中，对张书学的《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 版社1998年版）中的战国策派的“咎由自取”说作了批评。其实江沛的“板子”打错了 人，“咎由自取”说当是张和声首创，查看张书学其书相关部分（第350页）显然后者沿 袭前者的说法。要“打”应该先“打”张和声，而挨不到张书学。由此一例，可见学术 史的梳理难免百密一疏，泱泱中国，期刊载文多如牛毛，在进行某一课题的学术史整理 中，总有被漏掉的“漏网之鱼”。不过，就战国策派研究而言，张和声的这篇论文倒是 不断地被人提及，当是很有分量的一篇，它被江沛疏忽，未免遗憾。不管怎样，江沛的 《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一书，材料宏富，论证较为有力，评判较为公允，不失为迄今为 止中国学术界对战国策派的一种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科学研究，虽则也有那种对历史人物 评价中的“爱屋及乌”的通病。）。如何全面而又正确地评价战国策派，这不是本文作 者的任务。从史学的学理层面，从现代西方史学输入的视角，他们如何移殖文化形态史 观，又是如何改造西说，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并以此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平心而论 战国策派学人所作出的努力是不能否定的。因此，我赞同这样的说法：“他们的史学， 也是用科学方法探讨史学的一种。”[16]此论是把战国策派的史学观放在中国史学的科 学化进程中来考察，并肯定其史学业绩的。倘若不是，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在战争年代 里，战国策派的史学竟能与当时日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颇具实力的新考据学派“ 鼎足而三”。他们在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中，也留下了自己的足印，同样，在中西史 学交流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足印。在这里，我们仅以林同济、雷海宗的材料，来为这一 论点作些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