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撰《西方的没落》，开始打破传统的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编纂体系，开创了 一种新型的宏观的世界史写作模式。其后，汤因比多卷本的《历史研究》，继承并发展 了斯宾格勒的这种世界史体系，把斯宾格勒的八种文化发展为二十几种文明（社会），试 图对世界历史作出整体上的归纳与概括，如汤因比自己所声言：“我试图把人类的历史 视为一个整体，换言之，即从世界性的角度去看待它。”[25]总之，他们为人们描绘了 一幅宏观世界历史发展的壮阔图景。我们从林同济关于文化发展三阶段（封建-列国- 大一统）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林氏之论颇合于西方文化形态史观论者那种观察视 角开阔、世界各文明等价以及诸文明间的比较研究等史学旨趣，林同济不是一再说：“ 封建、列国、大一统三个时代，是人类史上各个文化体系均有的三阶段，中国如此，希 腊罗马如此，我们细看汤贝（汤因比）所研究的二十余个文化体系，竟都如此！”[26]由 此可见一斑。
    在这方面，雷海宗更有杰出的和具体的贡献。现留存下来的雷海宗在30年代的讲课提 纲《欧洲通史》（二），经王敦书整理，易名为《西洋文化史纲要》出版，这是一部颇能 反映雷海宗的宏通博识的世界史理念的作品，它以整体的视野将西欧文化作为一个有机 体，对它的酝酿、形成、成长和发展各个阶段作出了综合的考察，很能体现斯宾格勒在 《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意蕴[27]。后来，他在《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 土著世界，公元前1000-公元570》[28-p342～373]、《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 一些问题》[28-p378～397]等文及《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中，宏通中外，比较东西（ 他的世界史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而非外国史），充分地显示了他那整 体的与综合的世界史体系，这种理念与具体实践，则“多有哲理的寓意”[29]，因而， 他的世界史体系与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辨型的世界史模式也是“脉络相通”（注：语 见雷海宗文：《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公元前1000-公元570 》，见《伯论史学集》第342页。雷海宗在论述世界上古史时说，即使在生产力不发达 的上古时期，“世界的发展在很高程度上仍然是脉络相通的。”这里借用“脉络相通” 一词，以说明雷海宗与斯宾格勒-汤因比式的思辨型的世界史模式的相通之处，我以为 也是十分合适的。）的。
    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中国信徒，并不是鹦鹉学舌，更不是东施效颦，换言之，林同济 、雷海宗他们并不是照搬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平心而论，他们也有对西说的改 造，也有创新之处，一味贬低他们的工作在史学上的价值是不足取的。仍以雷海宗为例 稍作述说。此其三。
    斯宾格勒主张一切文化必经生长盛衰直至末世灭亡，不可能再生，雷海宗则与此不同 。他认为：“一切过去的伟大文化都曾经过一度的发展、兴盛、衰败，而最后灭亡。唯 一的例外就是中国。”[30]于是，他便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观点。雷海宗主张以 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周。第一周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 传统文化的“古典的中国”时期，它历经封建时代-春秋时代-战国时代-帝国时代- 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五个时代[31]。第二周的中国，在政治社会方面并无本质变化 ，但此时的精神文化（如宗教、哲学和文艺等）则有真正的演变，也经历了五个时代：宗 教时代，包括南北朝、隋、唐、五代；哲学时代，包括宋代；哲学派别化时代，包括元 明；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包括晚明盛清；文化破裂时代，清末（1839年）以下[32-p 208～209]。抗日战争烽火起，雷海宗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第三周说，并指出其路 径，认为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恰如淝水之战，但比淝水之战更严重、更伟大，“第二周 的结束与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32-p212]又说：“今日是中国文化第二周 与第三周的中间时代……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 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变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 等光荣的使命！”[32-p221～222]可见，中国学者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运用文化形态史 观，提出新见，立意创新，既显示了战国策派学人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里肩负起“建 设学术的责任”（注：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文化形态史观》第46页。 林同济在1941年12月3日发表的《形态历史观》一文中这样说：“我以为中国学术界到 了今天应当设法在五四以来二十年间所承受自欧西的‘经验事实’与‘辩证革命’的两 派圈套外，另谋开辟一条新途径。”（见《文化形态史观》第6页）不到一年，他于1942 年8月在昆明的演讲中（即这里所引“建设学术的责任”之处），又这样说：他运用的“ 历史统相法”（即“历史形态学”），是要在“研究方法上曾给予历史学以一种新的路径 。”（见《文化形态史观》第46页）显而易见的是，战国策派的“异军突起”，是对30年 代独霸史坛的“新考据学派”（或“史料学派”）的远离现实的一种纠偏，意在为中国历 史学另开辟一条新途径，而这又颇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辩证革命”。）的雄心 ，又反映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具有为现实服务的民族主义情愫及兼济天下的情怀，而这 种精神投射对后世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不管怎样，战国策派学人在那样艰难的年代里， 能及时把一种西方史学理论直接引入中国，在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上应有他们的地位 ，并应给予积极的和肯定的评价。
    四、历史的余音（注：本文系朱维铮主编的《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外史 学的交流与比较卷）的“民国时期的中西史学”这章的一节，以该章界定的时间范围， 这里所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情况，当然是“历史的余音”了。）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史 学占据主流地位。50年代以来，冷战时代的中西敌对的国际形势，日益严重的国内“左 ”倾思潮，使原本在民国时期中越来越逼近的中西史学交流变得生疏与隔膜起来，与西 方学术界的交流基本上处于停滞与隔绝状态。是时，西方史学被大张挞伐，遭到了无情 的批判，由斯宾格勒--汤因比宣扬的文化形态史观自在其中[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