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中，皇权与相权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在宋代，政治制度异常复杂，这也就使其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显得很微妙，对于孰强孰弱，长时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下面就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历程作一简单的回顾。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钱穆先生发表《论宋代相权》一文以来，对皇权和相权关系的研究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学者们普遍认为宋代相权大大削弱、皇权得到加强。第二阶段为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这是激烈争论的时期。一方面，传统的相权削弱皇权加强的学说受到严峻挑战，以王瑞来为代表，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另一方面，学者们又从多个角度来集中探讨相权和皇权问题。第三阶段就是90年代以来，突出特点是突破了皇权与相权此强彼弱、简单对立的旧框架，将二者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来考察，认为皇权与相权都有所加强。当然，其中也有反复。下面就对这三个阶段略加介绍。
    一
    真正开始探讨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是钱穆先生于1942年发表的《论宋代相权》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率先提出相权削弱说，认为宋代相权因被分割而大大削弱，皇权却相应地得以极大的强化。宋朝设枢密使掌军政，“宰相不获预闻兵事，是宰相之权已去其半”；设三司使掌财政，“宰相之权，兵财之外，官人进贤，最其大者，而宋之相权，于此亦绌”；并让台谏专门弹劾外朝官员，“宋则台谏渐混而为一，乃专以绳外朝，非以谏内廷”。[1]此后，又有不少人撰文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如季子涯于1954年发表的《赵匡胤和赵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2]、邓广铭于1957年发表的《论赵匡胤》[3]、张家驹于1958年发表的《赵匡胤论》[4]以及关履权于1983年发表的《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5]。这些文章都继承了钱穆的观点，认为宋代设枢密院以分宰相军权，设三司使以分宰相财政权，设参知政事以牵制宰相，同时让台谏共同纠弹百官，这样就使皇权加强，相权削弱。
    解放以后出版的各种通史和断代史也都接受了钱穆的观点。例如《中国史稿》第五册认为宰相和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一般不止一人，他们和枢密使、三司使都得听命于皇帝。[6]还如《简明宋史》在叙述完宋初的中央官制后，总结道：“……相权不断遭到削弱，不仅军事、财政大权已被分出，连中级官员的任免管理、刑案最后覆审，都有专门机构进行；而且还不断受到御史的‘风闻’弹劾，并不一定需要有根据。然而职责为规谏皇帝的谏官，仁宗初年成为制度后，常以弹劾大臣为主要职责。所有这些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7][P27]
    同时，港台地区也有研究此问题者，回应大陆的主流观点。刘子健先生于1973年发表的《包容政治的特点》一文针对南宋权相这一难解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尽管这时权相权力确实很大，但是不管皇帝怎样无能，宰相最后还是受皇帝的管辖。并指出，“宰相没有自己固有的地盘或权力基础”，以及“权相也不能完全垄断皇帝的耳目”，这就决定了权相并不是真的相权大，而是“表现君权更大的另一种方式”。[8]这就维护了皇权加强，相权削弱的观点。
    二
    1985年，王瑞来发表了《论宋代相权》一文，全面反驳了相权削弱、皇权加强说，在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使得对皇权与相权关系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强调，应该将制度的设立和制度的实施区别开来。从宋代制度表面来看，宰相的权力因受分割而确实大大削弱了，但是事实上这些制度不过徒具形式而已。作者分别分析了以前被认为分割牵制相权的参知政事、枢密院、三司、台谏。他认为分割相权并非设参知政事的初衷，“参知政事与宰相的权力、地位相差悬殊，参知政事往往要看宰相的眼色行事”；枢密院只管军事方面的“日常事务”，“‘事干国体’的大事，仍须宰相决定”；在财政上，宰相先是过问三司事务，旋即全部财权归于宰臣；控制台谏，使皇帝设立台谏的愿望难以实现。此外，宰相还控制人事权，使官员的命运“操纵在宰相的手中”。最后作者总结道，皇权受到极大的限制，皇帝“不过是任人摆布的一个尊贵的偶像而已”。[9]1989年，王瑞来又发表了《论宋代皇权》，在本文中，作者又进一步探讨了与相权相对的皇权问题，认为宋代皇权被大大削弱、仅表现在皇权在人们的观念中在地位有所下降，而且官员任免、政务处理以及皇族内部事务的管理，都受到宰臣的制约。在宋代士大夫看来，“国家得益，社稷安危，天下兴亡”是高于皇帝的，而且宋代士大夫不再以“愚忠”为美德，而以“国家利益”为大忠。这就决定了皇权的观念必然会淡化。另一方面，君主对自己的地位有清醒认识，不敢滥用皇权。[10]1986年和1987年，张其凡针对宋初相权削弱说连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宋初中书事权初探》一文中，作者认为，参知政事不掌中书事权，并未削弱宰相权力；除太宗时有一段时期外，枢密一直难以和中书分庭抗礼，中书事权远重于枢密。[11]在《三司·台谏·中书事权》一文中，作者认为宋初中书始终干预三司之事，三司只掌管具体事务；台谏权势尚轻，不足以削弱中书事权。总之，宋初宰相地位也较尊重，太祖朝中书事权特重，事无不总；太宗时事权大减，然其主要部分未动；真宗时中书事权复振，虽不及太祖朝，亦能总文武大政。[12]1991年，傅礼白在《北宋三司使的性质与相权问题》一文中，认为三司没有独立的财政权，宰相可以对三司进行广泛而有效的干预和指导，三司成了宰相的下属。因而，宰相无疑拥有财权。[13]
    与研究相权强化这股激流同时，一部分学者继续指出皇权确实得到加强。1986年，柯昌基在《宋代中枢的秘书制度》一文中，指出宋代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知制诰）分掌内外两制，有助于政权的正常运转，使大臣们很难“擅权抗命或兴风作浪”，从而保证了官员的任免权牢牢地操在皇帝的手中。[14]季盛清在1992年发表的《宋代台谏合一考述》一文中认为在宋代台谏合一，且不受相权的干涉，独立行事。这样“就在皇权、相权、军权之外树立了一个与之抗衡的强大而统一的监察权”，皇权和相权都受到台谏的监督和制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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