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礼文化研究中，“三礼”、“五礼”是史学界尽人皆知的概念，前者指的是礼学，即《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学著作；后者指的是礼制，即吉、嘉、军、宾、凶五礼。“四礼”概念是笔者对礼文化的整体概括。之所以如此，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对二十世纪的礼文化研究作一个比较全面的回顾。用“三礼研究”概念，仅仅指的是礼学研究，用“五礼研究”概念则仅仅指的是礼制研究，即使把二者合起来，也似乎不能概括整个礼文化。想来想去，觉得礼文化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礼学、礼制、礼俗、礼行，所谓“四礼”，就是指礼文化的这四个方面。
    经学是一门传统而古老的学问，清代学者在总结历代经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功甚勤，功力深厚，成果颇丰。作为经学内容之一的礼学研究，由于有前面坚实的学术基础，顺理成章地成为二十世纪礼文化研究最深入、最富成果的领域。礼学在礼文化研究中“最深入、最富成果”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众多名家硕学参与其中。章太炎、刘师培、钱基博、钱玄同、岑仲勉、周予同、黄季刚、顾颉刚、郭沫若、范文澜、钱穆、吕思勉、杨宽、杨向奎、甘云鹏、钱玄等人都对三礼之学有专著和论文进行阐述。第二，港台和国外学者纷纷著述撰文。据不完全统计，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在礼学方面著书立说的日本学者有：林泰辅、田崎义介、小柳司气太、石滨纯太郎、神田喜一郎、丹羽正义、东川德治、宇野精一、原田淑人、森谷克己、滨薰明、影山诚一、川原寿市、谷田孝之、池田末利、本田二郎、野间文史、仓石武四郎、蜂尾邦夫、服部宇之吉、安井小太郎、常盘井贤十、麻生义辉、能田忠亮、栗原圭介、木村英一、岛邦男、竹内照夫、下见隆雄、市原亨吉、今井清、铃木隆一、新田大作。港台学者有：王梦鸥、程兆熊、徐复观、黎勉亭、曹升、高明、周何、孔德成、陈瑞庚、张元夫、卫聚贤、林平和、饶宗颐、郭伟川、洪菊蕊、方俊吉、胡楚生、蔡胜德、庄雅州、刘殿爵。英国学者鲁惟一、瑞典学者高本汉也有礼学方面的论著。第三，学术研究连绵持续。上世纪初至世纪末，一百年中，对礼学的研究代有其人，持续不断。七十年代初，台湾师范大学周何教授撰写《六十年来之礼学》，总结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礼学研究的成果，本世纪初，清华大学彭林教授又撰写了《礼学研究五十年》，对下半叶的礼学研究又进行了总结，二者合在一起，反映了一个世纪礼学研究的基本脉络。第四，成果丰硕。据不完全统计，二十世纪至本世纪初，国内外研究三礼之学的著作总计有2306种之多。
    上述二十世纪礼学研究的总体情况，虽不是单纯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学研究，但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学研究不无关系。首先，它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学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三礼之学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制建设和礼俗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个时期的礼治精神、丧服制度、荒礼制度、宗庙制度、祭祀制度、学校制度、尊老养老制度等，都与《周礼》、《仪礼》、《礼记》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上述三礼研究的综合成果对于魏晋南北朝各种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学术上的认识意义。另外，三礼研究中有一部分成果是工具性的，如洪业等编纂的《周礼引得附注疏引书引得》一书，是《周礼》及注疏引书的索引，为《周礼》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今为学术界所推崇。又如钱玄、钱兴奇编纂的《三礼词典》，收集了三礼专用词语5000多条，每条之下都有原文、注释、考证，对该词语解释得十分清晰详尽，对研究魏晋南北朝礼学及礼制也是一个极有用且便利的工具。
    其次，它是魏晋南北朝礼学研究状况和水平的参照。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初至今中外学者发表的与魏晋南北朝有关的礼学研究论著约58种：刘绍宽《周礼郑注方丘祭昆仑北郊祭神州说》（《华国》1926年5月3卷2期）、高步瀛《三礼学制郑义述》（《国学丛编》1931年11月、1932年3月1卷4、5期）、王公贤《嫁娶之时郑王异说平议》（《民大中国文学系丛刊》1934年1月1卷1期）、吴承仕《郑氏褅祫义》（《国学论衡》1934年11月4期）、高明《论王制本文与郑注孔疏之疏缪》（《政治大学三十周年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1957年5月）、胡玉缙《郑氏丧服变除跋》、《王氏丧服变除跋》、《郑氏婚礼跋》、《礼记文王世子王制郑注通说》、《礼记祭义郑注通说》、《申礼记祭统郑注辉者甲吏之贱义》（《许庼学林》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7月）、（日）宇野精一《南北朝礼学之一斑》（《日本中国学会报》1959年10月第11集）、李云光博士所撰《三礼郑氏学发凡》（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6年出版）、张光裕《仪礼间用今古文不始于郑玄考》（《书目季刊》1967年9月2卷1期）、（日）山浦丰治《郑玄和卢植--从二人的礼记注考察》（《金城国文》1970年3月第44号）、曾永义《礼经乐器乐悬郑注质疑》（《孔孟月刊》1971年11月10卷）、王梦鸥《礼记与郑玄》（《中央月刊》1972年6月4卷8期）、（日）栗原圭介《丧祭论辩考--围绕卢郑二家说的考察》（《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1972年6月第11号）、李振兴《王肃之礼记学》（《中华学苑》1977年3、9月19、20期）、（日）高桥忠彦《从“三礼注”看郑玄的礼学思想》（《日本中国学会报》1980年10月第32集）、简博贤《王肃礼记学及其难郑大义》（《孔孟学报》1981年4月41期）、林平和《礼记郑注释义之商榷》（《孔孟学报》1982年4月43期）、《试论郑玄注礼记之时代》（《孔孟月刊》1982年6月20卷10期）、《礼记郑玄注述评》（《孔孟月刊》1983年6月21卷10期）、杨天宇《论郑玄“三礼注”》（《文史》第21辑1983年10月）、张舜徽《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年）、柯金虎《魏晋南北朝礼学书考佚》（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84年）、廖淑芸《郑玄研究》（《礼记研究专辑》高雄国立高雄师范学院国文系1985年6月）、（日）间屿润一《郑玄〈鲁礼禘祫义〉的构造及其意义》（《中哲文学会报》1985年10月第37集）、陈修武《礼记郑注摘论》（《孔孟月刊》1987年11月26卷3期）、李明慈《大戴礼记卢辩注研究》（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8年）、林丽真《魏晋人对传统礼制与道德之反省--从服丧论、同姓婚论与忠孝论谈起》（香港大学主办“中国学术研究之承传与创新研讨会”论文1989年12月）、（日）池田秀三《卢植及其礼记解诂》（上、下）（《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90年3月第9号、1991年3月第30号）、柯金虎《晋代离乱引发丧服争议之商榷》（《政大文史哲伦集》1992年6月）、马育良《东汉隆礼之势的形成以及郑玄的重尚礼学》（《南都学坛》1993年第4期）、钱玄《郑玄〈鲁礼禘祫志〉辩》（《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5期）、（日）木岛史雄《六朝前期的孝与丧服：礼学的目的、机能和方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古代礼制研究》1995年出版）、李萍《郑玄〈礼记注〉据境释义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濮传真《萧衍礼学要义》（《北市师院语文学刊》1995年2卷）、王锷《郑玄〈仪礼注〉版本考》、《郑玄〈周礼注〉版本考》（《图书与情报》1995年第3期、1996年第２期）、 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振民主编《郑玄研究文集》（齐鲁书社1999年10月）、陆建华、夏当英《南北朝礼学盛因探析》（《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李平、邓军《试论〈礼记〉郑注与文化训诂》（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郑玄〈礼记注〉随文释义的语境研究》（《云梦学刊》2000年第4期）、郝虹《王肃与魏晋礼法之治》（《东岳论丛》2001年第1期）、喻克明《郑玄的注疏之学及其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7月专辑）、史应勇《郑玄礼学的“非学术”意义》（《江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邓声国《郑玄〈仪礼注〉训诂术语释义例刍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3期）、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王华山《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文史哲》2003年第2期）、周唯一《南朝礼学学术文化与诗歌创作》（《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杨天宇《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三原则》（《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郑玄校〈仪礼〉兼采今古文的二原则》（《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郑玄校〈仪礼〉从古文本字不从今文通假字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郑玄校〈仪礼〉从今文本字不从古文通假字考》（《史学月刊》2006年第8期）、傅华辰《〈礼记〉郑注中的语法分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礼记〉郑注对同义词的揭示和辨析》（《滁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３期）、马君花《郑玄〈礼记注〉训诂用语浅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年第2期）、乐胜奎《王肃礼学初探》（《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鲁洪生《郑玄〈周礼注〉比、兴观念产生的根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刘英波《郑玄〈三礼注〉中“犹”字用法探究》（《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李玉平《试析郑玄〈周礼注〉中的“古文”与“故书”》（《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5期）、《郑玄〈周礼注〉“读如”类沟通字际关系术语分析》（《台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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