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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德隆《汉魏至唐宋时期的玉礼器初探》，《文博》1997年第4期； 詹德隆《汉魏至唐宋时期的玉礼器初探（续）》，《文博》1997年第5期； 詹德隆《汉魏至唐宋时期的郊坛遗址》，《文博》1999年第1期； Joeph P.McDemott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年出版； 刘惠琴《北朝郊祀、宗庙制度的儒学化》，《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王银田《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金仁义、张静《东晋皇室婚姻初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刘则永《刘宋皇室之婚媾》，《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卢海鸣《六朝建康礼制建筑考略》，《洛阳工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王文东《论北朝鲜卑贵族的尊师兴学之礼》，《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杨永俊《论拓跋鲜卑的原始祭天》，《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秦东梅《略论北朝的遣使制度》，《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高贤栋《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烟台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郭善兵《略析汉晋时期皇帝宗庙四时祭、禘祫祭问题》，《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 王弢《北齐、北周交聘探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柏贵喜《从宗庙祭祀制度看北朝礼制建设》，《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王弢《北齐、北周交聘探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陈仪、任重《魏晋南北朝的阅兵礼》，《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刘伟航《三国“礼贤”述论--礼与三国社会研究之一》，《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 贺云翱、路侃《南京发现南朝“明堂”砖及其学术意义初探》，《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刘斌《六朝鼓吹乐及其与“五礼”制度的关系研究》（上），《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郭善兵《魏晋皇帝宗庙祭祖礼制考论》，《平顶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郭善兵《隋代皇帝宗庙礼制考论》，《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上述成果中，论文只能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因此不能苛求其解决礼制研究的所有问题。这里只谈专著。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的专著，概括起来可分为三个类型：通史叙述型，断代考证型，断代研究型。笔者这样划分，并不是要区分这三个类型优劣与深浅，也不是要把它们绝对化。因为叙述里也有理论研究，考证里也有研究性的努力，研究里也有简明的叙述和细致的考证功夫。因此，这三个类型的划分只是为叙述方便所进行的特征概括，并不是定性的结论。考察这三个类型的研究成果，既有其对礼制研究的推动意义，也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存在着一些它们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将这三种类型略作评述。 通史叙述型。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杨志刚著《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全书将近50万字，叙述了从远古到民国历代礼制发展演变的历史。而专门讲魏晋南北朝礼制只有第二章第三节的第一个问题，叫分裂时代的多元并进。书中正确指出五礼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完成了从草创到完备的过程，但五礼制度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形成与完备？这个时期五礼制度的内容如何？它与两汉时期相比，有什么传承关系？有什么制度上的特点？这些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形成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决定这个时期礼仪制度的政治、文化、社会因素是什么？它又怎样反过来影响当时的政治、文化、社会？对这些重大问题都没有解决。要求作者用一节的篇幅解决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不现实的。 断代考证型。这方面的代表作是陈戍国著《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全书40万字，书中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宗庙、封爵、祭祀、丧葬、婚冠、田狩、朝觐、进贡、盟会、飨宴等仪式作了详尽的考证。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魏晋南北朝礼仪制度的专著，其对这个研究领域开拓及推动之功不可忽视。然而其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表现为看来是整体研究，实际上孤立地研究各种礼仪内容，然后再把它们排列在一起。这种研究方法与孤立的研究礼制的某一方面没有本质区别。这种研究也用了巨大的篇幅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的礼制，但实际上没有触及到有关魏晋南北朝礼制的许多重大问题，给人以一种细碎的感觉。香港学者郭伟川就说：“近年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一书，其中所述南朝皆一般礼仪制度而已”，并引用古人的话称，这些都是“礼之末节”。[2]郭先生据此得出结论说：魏晋南北朝徒具一般礼仪制度而失却礼治精神，实为乱世之普遍现象。这实在是根据陈先生的《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所作出的片面性的结论，实际上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不乏其礼制精神的。 断代研究型。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李书吉《北朝礼制法系研究》，全书20余万字。我之所以把它称为断代研究性的著作，是因为它对北朝的礼制作了整体性的研究，把它概括成为周典化礼制体系，并对这种礼制体系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进行整体研究而不是细碎考证，这在方法上确有其高明之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书的断代面太窄，注意力仅仅集中到了北朝，视野不够宽，使得有些结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作者认为：南朝总体说来是一个士族门阀形态的社会，是以家权为中心的社会，所推崇的主要是《仪礼》，而北朝建立的是官僚政治，以皇权为中心，因此北朝礼制是以《周礼》为特征的。说南朝的礼制是以《仪礼》为特征，显然是作者对南朝礼制研究得不够。南朝甚至在东晋时期，其礼制的发展就以《周礼》为主要理论基础。南朝梁时吏部郎陆倕与仆射徐勉书说： “凡圣贤可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3]足以说明《周礼》在南朝礼学中的地位。 总结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的状况，既有重大成就，也有明显不足。今后的研究仍有广泛的课题值得研究，现有的课题也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什么会实行五礼制度？五礼制度的酝酿、发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为什么恰好在魏晋南北朝时完成？通史叙述型和断代考证型都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断代研究型虽然谈到了这个问题，但以《周礼》为特征的礼制仅限于北朝的论点，显然是基于对魏晋南北朝社会认识上的偏颇。有学者研究认为，以《仪礼》为基础形成起来的结构，宗权是中心，一切都围绕宗权展开，在《仪礼》与《周礼》统一的结构中，君权是中心，作为国家大法的礼制，是以君臣、贵贱的严格等级秩序来展开各种关系的[4]。五礼制度是以《周礼》为特征的礼制，它反映了以《周礼》为蓝本并融合了《仪礼》体系的礼制结构。五礼制度孕育于汉末三国，出现于魏晋之际，发育于萧梁之前（北朝至北魏末），基本成熟于萧梁至隋。之所以如此，是和魏晋南北朝社会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的。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以后，血缘关系和地域因素就长期交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二者交织的密切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世家大族介入国家政治生活中，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接受政治洗礼。世家大族一旦介入政治斗争漩涡，就必须服从政治生活的规律，宗族关系与政治关系密切结合，宗权与君权密切结合。另一个是南北朝时期地域集团的兴起，如京口集团、青徐集团、雍州集团、关中集团、六镇武川集团等。这种血缘关系与地域因素的密切交织，与五礼制度的产生发育成熟的发展轨迹不无关系。 礼学、礼俗、礼制，都有一个社会实践问题，即所谓礼行。在这三个方面，礼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因此礼俗研究的社会实践表现得最充分。相比之下，礼学礼制的实践研究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尤其是礼制研究，其社会实践问题似乎更应该受到重视。举一个例子，北朝时期，社会上出现严重的轻视庶子的风气。庶生儿子不予入流，不录家籍，甚至不被举养。这种社会现象就与当时的礼制有关。东魏元孝友说：“古诸侯娶九女，士一妻二妾。《晋令》：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而圣朝忽弃此数，由来渐久。将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5]这种制度所造成的结果是，“举朝既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设令人强志广娶，则家道离索，身事迍邅，内外亲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无准节。父母嫁女，则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以制夫为妇德，以能妒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犹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则妻妾之礼废。妻妾之礼废，则奸淫之兆兴”。“圣朝忽弃此数，由来渐久”即是北魏时关于婚姻制度的规定。如孝文帝子元愉纳顺皇后妹为妃，后在徐州纳妾李氏。顺皇后知道后，召李氏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6]孝文帝时对近臣说，妇人妒防，虽王者亦不能免，况士庶乎？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7]姬妾的地位如此，庶生子受到歧视便是非常自然的了。因此，北朝严重轻视庶子的风气，是其婚姻礼制社会实践的表现。 总结魏晋南北朝礼文化研究，在礼学、礼制、礼行方面仍有许多课题可做，尤其是把礼仪制度放在社会实践中进行研究，探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治精神，将会为礼仪制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为其更进一步的研究提供阶梯。为此，本书试图在这方面进行一次尝试和努力。 -------------------------------------------------------------------------------- [1]以上统计主要参考了王锷编著《三礼研究论著提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2]郭伟川：《儒家礼治与中国学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出版。 [3]《梁书》卷48《儒林·沈峻传》。 [4]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出版。 [5]《北齐书》卷28《元孝友传》。 [6]《北史》卷19《孝文六王·元愉传》。 [7]《魏书》卷13《宣武高皇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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