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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四礼”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 梁满仓 参加讨论

    上述研究状况反映出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相对整个礼学研究状况来说,魏晋南北朝礼学研究成果不多。第二,研究礼学家的论著多,研究礼学本身的发展规律、特点、对当时礼制礼俗的影响等方面的论著少。第三,对礼学家的研究中,对郑玄的研究多,对卢植、王肃、卢辩等人的研究少,对其他比较重要的礼学家的研究更不多见。第四,在礼学著作和礼学家的研究中,从版本文字训诂等方面进行考证的论著多,从学术思想、学术地位、社会作用及影响方面的研究少。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反映出在魏晋南北朝的礼学研究中,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有进一步发掘的余地。
    礼俗也是礼文化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礼俗与风俗、习俗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周礼·大司徒》说,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媺宫室,二曰族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周礼》所概括的“俗”的六个内容,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宫室、坟墓、衣服属于物质类,兄弟、师儒、朋友属于精神情感类。礼俗、风俗、习俗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两类,而且风俗、习俗的研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礼俗。正因为如此,在总结礼俗研究成果时,风俗和习俗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是不可忽视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俗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总体的综合研究,其中一部分涉及到魏晋南北朝礼俗研究。一类是专题研究,主要是魏晋南北朝的婚丧礼俗。
    总体的综合研究二十世纪初期已有成果问世,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亮采先生所著《中国风俗史》,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顾远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婚姻史》,1929年中山书局出版了吕思勉先生所著《中国婚姻制度小史》。四十年代此类著中比较重要的有邓子琴先生所著《中国礼俗学纲要》,此书于1947年由中国文化社印行。该书明确提出礼俗学的概念,把礼俗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来研究。全书分两编,第一编系统地阐述了礼俗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包括礼俗学的定义、礼俗的起源、礼俗与风俗民俗之间的关系、几种与礼有关的学问、礼俗与伦理、礼俗在中国文化上的价值、中西礼俗比较、礼俗的变迁、研究礼俗的方法等。第二编阐述了礼俗学的内容。该书的出版,对二十世纪礼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研究古代礼俗习俗风俗的学者及论著逐渐多起来。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姜蕴刚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1966年台湾海洋出版社出版了周林根先生的《中国古代礼教史》,1973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了何联奎先生的《中国礼俗研究》,1983年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出版了系列丛书《古代礼制风俗漫谈》,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1988年巴蜀书社出版了邓子琴先生的遗著《中国风俗史》,198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宏曾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199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乔继堂先生的《中国岁时礼俗》,199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梁满仓先生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1994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社会风俗及其对隋唐的影响》,1995年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钟敬文先生主编的《中国礼仪全书》,1996年语文出版社出版了赵丕杰先生的《中国古代礼俗》,199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章义和、陈春雷《贞节史》,200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王贵民先生的《礼俗史话》,2001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的《六朝文化》,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承宗、魏向东的《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上述著作,或专章,或专节,或专题涉及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俗,如邓子琴《中国礼俗学纲要》中论述魏晋南北朝丧服时说:“学人究礼专著丧服者,唐以前有马融,王肃,孔伦,陈铨,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俊之,刘道拔,周续之诸家。于以知其盛矣。南朝虽崇尚清谈通脱,而丧礼修明,吊祭不苟。”在谈到丧礼变化时说:“魏晋六朝士大夫,习老释之言,经离乱之会,其为遗制,尤多率情。梁代刘杲所著革终论云‘张奂只用幅巾,王肃唯盥受阻,范冉殓毕便葬,爰珍无设筵几,文度故舟为棺,子廉牛车载柩,叔起训绝坟陇,康成使无卜吉’,可以见其概矣。如石苞以饭含为愚俗所为,岂知其亦载礼经耶!凡如此者,皆可谓之消极方面之变迁。”又如乔继堂先生《中国岁时礼俗》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岁时礼俗发展史上第一次整合期。再如钟敬文先生主编的《中国礼仪全书》叙述魏晋南北朝的朝会礼仪说:“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元旦外,冬至亦举行大朝仪,礼仪与汉代大节相同,但要繁缛得多。至于常朝,魏帝每月朔、望听朝,讨论政事。晋代虽有朔望常朝之仪,但皇帝常常不亲临朝堂。北魏高祖在日中集群臣于朝,日中之前大臣们讨论政事,日中之后君臣共议可否,最后由皇帝裁决,百官按秩位高低依次跪拜行礼。”总之,这类论著都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到魏晋南北朝礼俗研究。
    专题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个是专题通史研究,其中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个是专题断代史研究。前者如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顾远先生的著作《中国古代婚姻史》,后者如1933年青岛听涛楼出版于世琦先生的《三国时代薄葬考》。总的看来,二十世纪上半叶,此类论著不是很多,八十年代以后,以婚丧礼俗为中心的魏晋南北朝礼俗研究进入了高潮。2001年《贵州文史丛刊》第4期发表了郭善兵先生的综述文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丧礼俗研究概述》作了这样的概括:“礼俗是中国古代社会调节与制约人们行为的规范。长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礼制被视为封建残余,学术界对其研究十分薄弱。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来被视作是”礼崩乐坏“的黑暗时代,因而此现象尤为突出。民初以来,学者们尽管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乃至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有深入发展,而对于礼制之研究,尤其是对婚丧礼俗的研究鲜有涉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大有改观,这主要表现为大量有学术研究、参考价值的著作、论文的涌现。仅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涉及此课题的学术专著多达20余部,此外尚有大约80余篇学术论文刊载于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现将郭文所录论著以及笔者所作补充列举如下:
    林干《突厥人的习俗与宗教》,《民族研究》1981年第6期;
    罗宗真《南京新出土梁代墓志述评》,《文物》1981年第12期;
    孙进己、干志耿《我国古代北方各族葬俗试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式》,《考古》1983年第4期;
    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
    黄河舟《浅论北朝墓葬形制》,《文博》1985年第3期;
    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和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刘驰《从崔卢二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方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虞明英《汉晋时期塔里木盆地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家庭与婚姻概貌》,《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方殿春《论北方圆形墓葬的起源》,《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
    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1988年;
    卜宪群《琅琊王氏政治地位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
    施光明《〈魏书〉所见北魏公主婚姻关系研究》,《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
    刘幼生《论十六国胡族政权中的汉族士族》,《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
    王去非、赵超《南京新出土六朝墓志综考》,《考古》1990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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