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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十分宏大，决非一篇文章所能尽述。在这20余年中美国有关著作极为丰富，本文只能作一简介，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分类也未必科学，但希望多少能使读者了解一个概貌。 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以尼克松访华为契机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时期发表的有关著作比以往任何一个20年都多，而且涌现出一大批不同年龄段的，各有特色的中美关系问题专家。当然，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与对中国本身的研究是分不开的，而且只能在对中国的全面了解的基础上进行。许多论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方面的著作归根到底都可以起到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提供依据的作用，特别是80年代之后研究中国的改革的作品更是林林总总。但是本文必须限定一个范围，只能以直接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为范围，其余除个别有特殊需要提及者外都只好割爱。 这个时期美国出版的关于中美关系史的著作大体可以分为历史和当代两大类（姑且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划线）。相对说来，80年代之后现状部分的研究更发达一些。历史部分又可分为通史和对特定时期研究，尤以二战中期到1949年这段时期为突出，主要着眼于重新审视美国在那个关键时期的对华政策，指点得失利弊，以便鉴往知来；就是一般地对早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未尝不是受当时中美关系新形势的启发，从新的视角进行探讨。所以总的说来或多或少都与现实的中美关系有关。 研究1949年以后中美关系的著作则更带有浓厚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其中又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敌对时期的历史与重大事件如朝鲜战争、台海危机等等；一是直接为当前美国对华政策服务。后者的数量和影响远超过前者，所以本文以后者为分析重点。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以学术性研究为范围，而美国有一批研究当代政治的学者的著作政策性很强，一般根据作品在学术界得到的承认或对实际政策的影响加以取舍，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包括在内，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则一律不取。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个人回忆录，即使本人并非学者，却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起较大作用者，酌情论及。 横向来看，这个时期对中美关系的研究遍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不少著作还涉及相互的形象以及观念、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从80年代起，文化关系，特别是历史上美国传教士以及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成为研究的热门课题，这方面的研究难以纳入当代或历史，另列作第三部分。 一、历史研究（一）一般的中美关系史 在这个领域内首先要提出的当属被称作美国当代“中国学之父”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他对这一学科的贡献主要在于把传统的“汉学”与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把与之有关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把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都结合起来，建立了独特的“中国学”。他又是桃李满天下，直接、间接培养和推动了几代学人。费正清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著述甚丰，有的是他自己写的，更多是他组织课题，主编并写序，不论何者，都印有他的烙印。他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发表了许多看法，在海峡两岸和美国学术界毁誉不一，但是其影响却是无法否定的。他本人的观点并非一成不变，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在美国成为教授关于中国的课程的必列课本。此书多年来不断再版，每一版的观点都有所修改。但是他有一点是一贯坚持的，就是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说过：“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尤其是美国的对华关系，在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从这点出发，加深相互理解是贯穿于他作品中的主题，而重点在于要美国理解中国。因为他认为造成中美两国失和和冲突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现实的无知和误解，而且，不论美国自以为动机如何，事实是美国向中国扩张而不是中国向美国扩张，美国人应理解中国为什么把美国看作与西方列强相提并论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在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主动在西方，中国只是做出反应，这一观点被概括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 60年代在反越战的浪潮中涌现出一批青年学者，在美国史学界形成“修正学派”，反映在对中国的研究上则表现为批判费正清所创建和代表的传统，力图摆脱他的影响，最激烈的批评是称费正清所代表的学派为“帝国主义辩护士”。到70年代之后，激进的思潮已经过去，同时费正清的传统和影响也逐渐减退，直接对上述“冲击--反应”模式提出挑战的有费正清的学生保罗·柯文，他提出应以中国为主体研究中国历史。[2]费正清晚年也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西方进取，中国被动的那种场景必须放弃。[3] 由于费正清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对他的研究本身也成为对中美关系研究的一部分。比较全面的代表作是1988年出版的埃文斯（paul evans）著，《费正清与美国对近代中国的了解》。[4] 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自成一家之言的关于中美关系史的作品和史学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71年出版的孔华润（warren cohen）著《美国对中国的回应》[5]和1983年出版的韩德著《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6]两者都是通史性质，不过覆盖的时期不同，前者主要侧重在对重大事件的分析，40年代之后占分量较多。书的命名可能是与50年代出版的邓嗣禹与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一书相对应，内容主要是从美国的立场和角度出发，解释美国在每个时期对中国做出决策的背景和原因；后者则首先是一部史料丰富、翔实的历史，同时作者根据这些史料得出自己的独到之见，认为在美国流传已久的所谓美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实际是不存在的：美国在历史上并没有像自以为的那样对中国奉行“无私”的，“保护”中国的政策；而中国在受到列强欺侮时总有一些执政者把美国看作不同于其他列强，指望其支持和保护，结果总是失望。两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它们自己的误解和制造的“神话”的受害者。1979年出版迈克尔·沙勒著《20世纪的美国与中国》[7]，更加鲜明地以批判态度叙述美国对华政策。这本书与韩德的书涵盖的时期基本上相衔接，角度不同而殊途同归，合起来即是完整的中美关系通史。到90年代仍有通史性质的作品问世，例如迪安著《善行与炮舰--两个世纪的中美交道》[8]，济兹著《美国在华史话》[9]等。迪安在二战时期曾在中国工作，在麦卡锡时遭迫害。他的书对美国干涉和侵略这一面揭露较多，特别有章节揭露中央情报局支持1959年西藏叛乱情况，为他书所无。除通史外还有一些专题性的研究，其中尤以围绕“门户开放”原则产生前后的历史为多，韩德、马莉莲·扬、伊斯列、麦基等均有著作；还有安德森写1861-1898年间美国在华外交官的著作，等等，因篇幅关系不一一介绍。 舒美克著《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1927-1945》[10]一书全面地记载了自20年代来各类美国人与中共接触的情况，包括许多鲜为人知的早期接触。更主要是概述了每个时期凡注意到中共的美国人及书刊对中共的报道和描述。作者认为，与以后的情况不同，到1945年以前大多数与中共有接触的美国人都对它抱有好感，那是因为旧中国苦难深重，而中共代表一种新的时代，正好符合美国人的理想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