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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著作总的说来数量较少。1971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书，题为《对华贸易远景与美国政策》，由著名研究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主编并作序，全书由三篇长论文组成：（1）美国对华贸易禁运简史，作者为律师、经济法专家加森（john r.garson）；（2）中国法律与中美贸易，作者为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杰罗姆·柯恩（jerome a.cohen）；（3）中美贸易前景，作者为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顿伯格（robert f.dernberger）。本书的特点是资料详尽，每一篇都附有详细的附件和数字表格，包括历史情况和对80年代前景的估计。特别是美国对华禁运一章不但详细叙述这一政策的起源、执行过程及对双方的影响，而且还专有附件叙述美国历来有关对贸易实行限制的法律和案例，以及国会和总统的权限等。结论是对华禁运多年来对中国效果甚微，而且继续禁运已无法律依据。此书也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托艾克斯坦主持的一个项目，是在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之前完成的，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政策建议，它从贸易这一重要方面探索打开僵局之路的意图和作用是很明显的。 （2）尼克松访华之后 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但是不久，主要是由于两国各自国内的原因，关系又停滞不前。同时，经过戏剧性的突破和开头几年的发展势头之后，许多固有的障碍和问题依然存在，双方都需要进行冷静的思考。这正是70年代中期一批中国问题专家研究的课题。其成果体现在几本重要著作：1973年出版的奥克森伯格和奥克斯南主编的《龙与鹰》[30]（以下简称《龙》）；1977年出版的巴恩兹主编，《中国与美国--谋求一种新的关系》[31]（以下简称《新关系》）；1977年出版的鲍大可的两部专著，《中国与主要大国在东亚》和《对华政策：老问题与新挑战》[32]。 《龙》与《新关系》两本论文集的共同之处是：都是有组织的课题--前者为“亚洲学会”主持，后者为“外交政策委员会”主持；都集中了一流的名家学者，老、中、青都有，有的年青学者当时还是初露头角，后来就成为这一界的骨干；都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回顾历史，同时又把中美关系放在美国总体外交，特别是与东亚的关系的大背景下讨论；作者的观点、角度虽有所差异但总的基调是冷静而积极，既对推动正常化持积极态度，又不约而同地指出中美关系中的种种障碍和问题，说明不可能一帆风顺，提醒美国人不要存不切实际的幻想。 当时主要的问题是中美何时并在什么条件下建交。这几本书总的倾向都是促进中美关系早日正常化的。其内容虽未见得事先有所配合，但题目却无形中各有分工。《龙》可视为这个时期集大成之作。选题本身就表现了组织者的眼力，每一方面以后都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各篇撰稿人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有关专家，内容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在美国对中国和有关问题的最前沿的认识。同时着眼于解释中国与美国的基本不同之处，说明中国之所以持某种立场之由来。这对当时美国一般人，包括精英界，可以说带有启蒙性质。 鲍大可的两本书，前者论述美国与中、日、苏在东亚的关系，重点是从战略角度谈美国应处理好与中国关系，以取得这四个大国在东亚的平衡。后者进一步论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步骤。总的观点是提醒当局：在当时形势下，中美关系不进则退，而退则打破战略均势，对美不利，因此大前提是：“在最近几年中改善美中关系是必要的、有益的、可行的，并应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主要目标”。[33]从这一前提出发，作者分析了中国方面的目标、态度和灵活的可能性与限度，以及美国的利害得失，建议美国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同时还对建交之后中美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国际关系等各方面可能取得的进展和遇到的问题进行了预测并提出建议。当然，当时中国还处于正式确定改革开放路线之前，所以作者对中美经济关系方面的分析比较保守。 《新关系》的作者也是一些中国和亚洲问题专家，包括入江昭、艾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白鲁恂（lucian pye）、高立夫（ralph clough）等。题目自有特色，特别是高立夫作“美中关系中的台湾问题”，论述此问题甚为详尽。 1978年出版的萨特所著《观察中国--中美和解》[34]一书，初版在中美建交前几个月，简装版在中美建交之后，因此引起较大的注意。该书独到之处是作者自60年代起曾多年在中央情报局外刊部中国组工作，有机会接触大量当时一般美国公众见不到的中国报刊资料和广播以及若干年后才解密的与美国政府公开宣传相矛盾的内部分析，因此对双方在各个时期的实际立场掌握较为客观、材料扎实。此书的基本看法是：肯定二战以来直到当前整个中美关系的曲折过程中，战略考虑都是超过双边问题的主要因素，但是认为单纯建立在战略考虑基础上的关系是脆弱的。 （3）台湾问题 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因此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不可能不以此为重点之一。除了在有关著述中都涉及这一问题外，还出版了一些专门论述台湾问题的书，例如：1971年根据基辛格秘密访华前举行的一次学者和国务院官员共同参加的讨论会出版的文集：《台湾与美国政策--中美关系史的两难境地》[35]。1978年高立夫所著《岛屿中国》[36]一书则是全面介绍台湾的历史与现状的一部专著。此外，还有许多小册子和散见报刊杂志的文章纷纷从各个角度探讨这一问题。 以上这些著作对台湾问题及美台关系都是采取重新审视的态度，力图找到出路，走出困境。倾向性有所不同：有的强调美国应及时转变政策这一面，有的强调不应“背弃”台湾这一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鲍大可在1977年的《对华政策》一书中所提出的中美双方可以让步的限度，以及设想美国政府在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中可以采取的处理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刚好与1978年底中美双方实际达成的协议和做法完全一致，有的连措词都相同。特别是对最困难的售台武器问题，作者建议采取迂回方式，不正面解决。并且预言，这样做法日后可能还会给两国关系带来麻烦，但是为了能实现早日建交这也值得。[37]此书出版时还是福特当政，无法证明后来卡特政府的谋士们在与中方进行建交谈判中是否参考过此书，即使是不谋而合，也足见其预见性。 反对美国接受中方建交三条件，反对“背弃”台湾的作品也不少。其中一部分是同情台湾的美国学者，一部分就是旅美的台湾学者发表的。例如，1978年中美建交前夕出过一本小册子，题为《两个中华国家》[38]，主编为胡佛研究所图书馆长马若孟，其同情国民党立场为众所周知。此书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已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没有正面反对与中国建交，只是主张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接受中国的三条件而是把正常化过程化整为零，就个别双边问题逐个达成协议。本书的阵容比起前面的主流派来差得很远，其主张与卡特政府的建交政策有相当距离，但其主导思想却部分地反映在后来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 （二）1979-1989年 中美建交之后的10年中，两国关系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一些曲折。对于研究工作来说，有一些新的有利条件：一是开始了人员大规模、双向往来，互派留学生，美国学者也有了来华作研究，取得第一手材料的机会；二是一批年轻的美国学者成熟起来，开始崭露头角，例如哈定（harry harding），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兰普顿（david lampton）等逐步接替老一代在研究、教学、组织交流、为政府咨询等各个方面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三是随着中国的开放改革和思想解放，中国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型的研究也急起直追，这样，就有了交流和互补。 1981年出版了一本综合性的论文集，题为《美中关系的未来》[39]。此书为美国联合国协会“国家政策委员会”于1978年9月组织的课题，从开始到成书跨越了建交前后，主要是研究建交以后的问题和展望未来。本书撰稿人既有中国问题或亚洲问题学者，如卡格林（joyce kallgren），李钟石（chong-siklee），列文，斯卡拉皮诺，斯塔尔等；又有关心中美关系的银行界、企业界人士，退役海军上将，还有因对原子能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奖金，并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过十年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西伯格（glenn seaberg）等，阵容相当可观。该书的议题有：中国现代化与中美关系的关系；中美关系演变的战略后果，美中科学、技术、文化交流问题以及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法律考虑（主要指台湾问题）。 里根当选总统后，中美关系一度紧张，虽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八·一七公报》，台湾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中的暗礁，其他方面也出现一系列磨擦。美国舆论又从中国热摆向严峻批评。中美关系在新形势下何去何从，需要深入思考，一批著作应运而生。分量较重的有两本综合性的著作，都是大型联合课题的成果，都与政策紧密结合。一本是由理查德·索罗门[40]主编的《中国因素--中美关系与全球形势》，1981年出版（以下称《因素》）；另一本是文厚主编的《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41]，1984年出版（以下称《十年》）。这两本书都有规模宏大，视野广阔的特点。两相比较，《十年》规模更大，政策性更强，而且由于出版靠后，有些问题已更为明朗，提出的意见也更具体、更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