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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战时期与战后 对于二战时期与战后的中美关系，美国学者50年代就开始研究，不过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此项研究与“谁丢失了中国”的争论交织在一起。 进入70年代之后，除了政治环境的改变外，大批40年代的档案刚好于此时解密，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同时在中美关系新突破的形势下，重新审视美国40年代的对华政策既有现实需要，又是对学者极有吸引力的一个课题，于是关于这一时期的著作大量涌现出来，大体可分以下几类： （1）一些学者致力于编辑出版当时的历史文件集、报告书以及有关人物的资料文献等。例如：《被遗忘的大使》摘录了1946－1949年司徒雷登给国务院的报告，[11]《司徒雷登日记》在80年代也由在美国的燕京同学会刊印了。曾任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官员，并曾参加美军延安观察组的谢伟思（john service）当时执笔的大量电文于1974年以《在中国失去的机会》[12]为题出版。斯赖克编辑出版了《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13]报告书是1946年马歇尔调处的完整记录。他在此之前还曾于1967年重新编辑出版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公布出版的《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斯赖克为两者都写了序，反映了重新审视这段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有代表性的观点。类似的资料汇编还有不少。 （2）亲历者的回忆录。较为著名的有：谢伟思的《亚美文件集》[14]，1944年担任美军延安观察组组长的包瑞德的回忆录《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5]，也曾参加延安观察组的驻华外交官约翰·戴维斯回忆录《抓住龙尾》[16]等等。他们都是因当时力主美国与中共也建立联系，反对美国片面支蒋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批著作的出版提供了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宝贵史料，作者的立意除澄清历史公案外，都在于提出当时中美关系本来存在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 记者是亲历者中不可忽视的群体。白修德的《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有相当的篇幅记载他在重庆时的经历。他与国、共人士都有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美国对国、共的态度。1987年出版了一本别开生面的集体回忆录：《报道中国--1930-40年代美国记者的口述历史》[17]，这是战时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曾采访过毛泽东的斯蒂尔（a.t.steele）牵头，于1982年在亚利桑那州召集部分当时在华的老记者及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开会的成果。这样一本书本身就是美国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历史侧面的见证。 （3）分析性的学术著作： 从战时写起的著作有：沙勒的《美国在华十字军，1938-1945》[18]、威廉·海德的《美国在华驻足--1942-1948年间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瓦格的《门户关起--1936-1946年的中美关系》[20]等，它们覆盖的年代略有不同，取材也各有侧重，不过都是把美国对华政策放在大的政策背景下分析，指出其必然性。例如沙勒对赫尔利的作用的看法就与谢伟思不同，认为他代表当时美国政策的主流，而史迪威及其支持者却适得其反，不能把美国对中共越来越深的仇恨归咎于赫尔利的鲁莽行动。 对马歇尔使华的失败，多数学者也认为有其必然性。斯赖克在其编辑的报告书的序言中提出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马歇尔的失败不光是个人的失败，这种失败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矛盾之中。 关于对中美关系有关键性影响的“史迪威事件”，1972年出版的塔克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21]一书叙述最详尽、全面，被认为具有权威性。作者指出，史蒋之争从根本上说，是两种目标水火不相容，蒋要保存实力打内战，而史要有效地打击日军。她还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就是根据只有蒋介石才能统一中国这一前提制定的，因此，只要这一政策不变，罗斯福在史蒋之争中就不可能有别的选择。 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的“脱身政策”问题，1980年出版的博格主编的《未定之秋》[22]是比较有分量并且影响较大之作。这是哥伦比亚东亚研究所组织的课题研讨会的论文及评论集，主要讨论1949-1950年为什么美国未能与中共达成和解，美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各种角度和不同看法都得到了充分表达。1983年出版的南希·塔克著《尘埃中的格局》[23]，详细论证了当时美国国内主张承认新中国的意见占上风，认为后来的敌对不是必然的。 杜鲁门的对华政策是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点之一。1975年出版欧内斯特·梅著《杜鲁门政府与中国》[24]，对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政策，包括马歇尔使华，有独到的评述，其独特的角度是与越战作比较，说明美国当时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像后来在越南那样大规模卷入。 此外，有关中、美、日关系和中、美、苏关系的著作和文章也不少，比较突出的学者前者为入江昭（akira iryie），后者为列文（steve levine）。他们的著作涉及历史和当代两个方面都有。 （4）揭露美国亲蒋势力在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及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的著作重要的有：罗斯·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25]，该书首次出版于1960年，由于亲蒋势力的压力，出版商被迫自行销毁一部分书籍，已出售的也被封存，到1974年才得以重新出版。此书详细叙述了40年代美国国会内外的援蒋势力和蒋介石集团如何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卡恩著《中国通》[26]为一大批在麦卡锡时期因为与中国有关而受迫害的外交官鸣不平，同时也披露了当时美国政治中的许多史实。加里·梅著《中国的替罪羊》[27]，是专写40年代曾任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范宣德的，他是参与对华政策的主要人物之一，一贯反对美国介入中国内战，意见未被采纳，后来也是麦卡锡主义受害者。 二、当代研究这部分研究的特点是对策性强，几乎都是围绕当前中美关系中的实际问题，帮助决策者了解情况，析难解困，出谋划策的。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1969-1979，关系正常化之前；（2）自1979年建交至1989年天安门事件；（3）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此外，“当代历史--对50、60年代的回顾”另列，作为第（4）。 （一）1969-1979年 （1）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 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突破之前，美国学者以及精英舆论界对于转变对华政策至少已讨论了十年之久，这段时期不在本文范畴之内。[28] 1968年11月尼克松当选为总统，紧接着就有一批学者向当选总统提交了一份关于美中关系的备忘录。这批学者多数为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杰鲁姆·柯恩（jerome cohen）、费正清、帕金斯（dwight perkins）、赖肖尔（edwinreischauer）、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汤姆森（james thomson）、艾弗格（ezra vogel）、鲍大可（a.doak barnett）、白鲁恂（lucine pye）等。他们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主持下就美国与东亚关系进行了一年的不公开的讨论后，提出这项政策建议，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值得注意的是，建议的各项具体做法多数与两年后尼克松政府实际所为十分接近。特别是其中建议美方主动与中方接触，进行试探，即使遭拒绝也没关系，具体办法是：“您应该认真研究以下可能性：安排中国领导人与一个你所信任的人之间作秘密的--甚至便于公开否认的--谈话。”[29]1971年基辛格果然秘密访华，引起国会反对派的非议，一位众议员在国会中提请大家注意这份文件（据说是由基辛格亲手转给尼克松的），作为政府对“共产党”“绥靖”的证据载入国会记录（因为当时“哈佛学派”的中国通是被保守派指责为“绥靖派”的）。但是后来，无论是在基辛格或尼克松的回忆录，或其他人的著作中都未见提及。这样一份重要的，众多一流学者有远见的思想结晶，却在中国和美国都鲜为人知。 1969年，刚成立三年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主持了一场有关中国问题和美中关系的讨论会。这是学者与其他各界人士的混合讨论会，参加者代表极广泛的派别，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都与会参加辩论。会上意见分歧没有任何结论，由鲍大可和赖肖尔主编成书，题为《美国与中国--今后十年》。这也可以称是一次大规模的关于转变对华政策的初步舆论准备。 1971年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出版了兰德公司研究员穆尔斯廷（richard moorsteen）和国务院官员阿布拉莫维茨（morton abramowitz）合著的《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美中关系与政府决策》。此书内容和口气都是内部政策建议性质，之得以公开出版是由于1970年美国国务院一项改革鼓励其官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公开的政策讨论。费正清为之作序。作者同样意识到美国重新制定对华政策势在必行，但是其建议显然已落后于美国最高决策者当时的决心，对于即将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大约一无所知。不过关于台湾问题流传较广的一句话：“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即出于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