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大机器生产的主张
    谭嗣同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通商中日益富裕，是因为他们在生产中使用了技术先进的机器。大机器生产力的使用，使这些国家“货财阗溢，上下俱便，不惟本国废弃之物化为神奇，民间日见富饶；并邻国之金钱亦皆输辇四至。”（注：《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218页。）因此，中国只有在生产中广泛使用机器， 才能在中外商贸竞争中取胜，“保利于民”（注：《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218页。），成为富国。
    谭嗣同指出，机器之所以会成为提高一个国家的市场竞争力的手段，首先是因为机器可以成百成千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单位时间内商品的生产数量。他说：“假而有货焉，百人为之不足，用机器则一人为之有余，是货百饶于人也。一人百日为之不足，用机器则一人一日为之有余，是货百饶于日也。日愈益省，货愈益饶，民愈益富。饶十则富十倍，饶百则富百倍。虽不识九九之人，不待布算之劳，可定其比例矣。人特患不能多造货物以广民利耳。或造矣而力未逮，或逮矣而时不给。今用机器，则举无虑焉，其有功于民何如哉！”（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4页。）其次，机器的使用， 还可以极大地节省劳动时间。谭嗣同认为：“货财之生，生于时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6页。）他说，生产一种产品，如果用一年时间，利润率即使是10%，其年收益也是很低微的。如果现在一天时间即可把这种产品生产出来，其生产率就等于提高了365倍，其年收益就极大地提高了：“机器之制与运也，岂有他哉？惜时而已。惜时与不惜时，其利害相去，或百倍，或千倍，此又机器之不容缓者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6页。）他说，使用现代大机器生产力之后，由于劳动效率的提高，时间的节省，“一世所成就，可抵数十世，一生之岁月，恍阅数十（千）年。志气发舒，才智奋起，境象宽衍，和乐充畅，谓之延年永命，岂为诬乎？故西国之治，一旦轶三代而上之，非有他术，惜时而时无不给，犹一人并数十人之力耳。《记》曰：‘为之者疾’，惟机器足以当之。”（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9页。）又说，“国贫由于不得惜时之道， 不得惜时之道由于无机器。”（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6页。 ）所以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采用现代大机器生产，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达到富强的目的。
    谭嗣同尖锐地批判了保守派宣扬的“机器夺民之利”的观点。当时那些反对学习西法，反对使用机器生产的封建顽固派认为，中国如果采用现代机器生产，就会破坏中国百姓的生计。例如，使用织布机器，就会使中国手工纺织业破产；使用火车，就会夺去广大人力车夫的饭碗；使用轮船，就会使民间帆船船工失业，等等，所以中国应该固守一切陈旧落后的生产方法，决不可采用西方先进的现代大机器生产力。谭嗣同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现代大机器工业一旦在中国发展起来，不仅可以夺洋人之利，而且可以使中国大量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由于使用机器可以促进经济迅速发展，各行各业的生产规模都将随之扩大，这就会为贫民百姓开辟更广泛的就业门路，根本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所以，使用机器不仅不会夺民之利，恰恰相反，是一件对广大人民极为有利的事情：“轮船似争船户之利矣，然任外国轮船往来江海，以刮取民财，吾不自造轮船夺回一、二可乎？又如招商局有民间之股分，各轮船所用民人以千计，各码头之商务繁盛，其利非仍归于民乎？铁路似争车夫之利矣，然应用之人当百倍于车夫，铁路所不到之处仍须车运，是车夫之利且将日盛，而民间笨重不能运之顽铁怪石，遗秉滞穗，至此皆可易钱，其利民尤不胜计。汉阳铁政局似争铁匠之利矣，然所造皆铁匠所不能造之物，所雇工役又皆即铁匠，余杂役及煤铁各矿山所用人以千以万计。财既散于民间，亦以分外洋铁器之利。武昌机器缫丝局似争蚕妇之利矣，然自此育蚕者将日多，且雇用女工以千计，使武昌不产丝之地忽增此厚利，而所缫之丝又以售于外洋，争有大于此者乎？凡地方一设机器局，肩挑负贩必数倍于平日，此亦利之浅而易见者也。”（注：《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218-219。）
    因此，谭嗣同认为，中国要振兴商务，在中外通商中立于不败之地，赢得国家富强，必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采用和发展现代大机器生产：“为今之策，上焉者，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28页。）
    三、变法改革理论
    谭嗣同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大机器生产，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要适应和赶上这一潮流，必须变法改革。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谭嗣同思想还比较保守，主张维护中国圣人之道，反对西学西法。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巨大刺激，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保守观点，迅速转变为一个积极的改革维新派思想家。
    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求动、求变、求新。动是世界万事万物的基本存在形式，运动是“以太”的根本特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世间万事万物必须不断变革维新：“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天行健，自动也。天鼓万物，鼓其动也。辅相裁成，奉天动也。君子之学，恒其动也。……以太之动机，以成乎日新之变化，夫固未有能遏之者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下）319-321页。）“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注：《报贝元征书》，《谭嗣同全集》（上）2页）他批判了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的“器可变而道不可变”的观点。认为道是依于器的。当今的世界，器（生产力、经济制度）已经变了，道（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也必须随之改变：“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有所谓道矣。……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之可有者自须亟有也。”（注：《上欧阳中鹄书》，《谭嗣同全集》（上）161页。）他认为，西法和中国圣人之道并不冲突，不应把二者对立起来。学习西方的新制度、新思想，正是为了维护中国圣人之道：“西法之博大精深，周密微至，按之《周礼》，往往而合。……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制器尚象，师之以利用，况穷变通久，如西法之为圣人之道乎？……故嗣同以为变法图治，正所以不忍尽弃圣人之道，思以卫而存之也。”（注：《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上）202页。）改革变法， 是圣人之道的内在要求：“革而当，圣人之所许也。”（注：《石菊影庐笔识·思篇·十三》，《谭嗣同全集》（上）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