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析我们存在的失误和问题 建国40多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我们曾有过不少失误,即使今天,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首先,是建国后前30年中存在的“左”的失误,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其次,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在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放松了对人们的思想教育,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从而导致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所以,当我们满腔热情地歌颂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时候,也决不能文过饰非、无视或忽视我们有过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但问题是,在目前的“国史”研究中,有的人把我们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写得太重,或者说不那么实事求是,以致产生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偏向。那末,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国史”上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真正弄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道理。须知,我们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完全是在摸索中前进的。由此出发,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苛求他们的每项决策都是完全正确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判断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⑤](二)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作出的各项决策,都是由当时的国内外客观形势和主观认识水平决定的,他们的主观愿望都是好的,出现的失误只是由于他们缺乏经验或认识上暂时不符合客观实际所致。譬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是中国共产党人代表饱尝旧中国落后挨打之苦的中国人民的意愿,为了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使人们早日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但因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而出现的失误。十年“文化大革命”,那是毛泽东鉴于前苏联出现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导致国际上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保证中国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永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但因未弄清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错误估计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造成的重大失误。而1989年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则是由于“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在狠批“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倾错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放松了对人们的思想教育,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而造成的恶果。总之,“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⑥]。(三)我们决不能因为新中国在前进中出现过失误或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在“国史”研究中把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说得一无是处,在社会上造成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恶劣影响。试想,古今中外,哪有不犯错误的完人或政党?即使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当其取代前者,确立自己统治的过程中,又有哪个是一帆风顺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我们怎能要求它在建设过程中万事如意呢? 其次,我们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地、发展地、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尤其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我们的失误和问题。(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的认识,也要有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逐步由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的过程。因此,我们“国史”研究者的责任不是指责“国史”上的失误,而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失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等,正确总结其经验教训,以鉴未来。(二)不要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在“国史”研究中,或以今天否定昨天、或以昨天否定今天,采取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的态度,都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譬如对“文革”十年,我们要否定的是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但决不能否定“文革”十年间我们在其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建国40多年间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而且历史事实也是如此。即使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评价,我们也要“一分为二”。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虽然“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开”。“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⑦]。因此,我们还要牢记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⑧]我们要特别警惕重蹈前苏联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到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覆辙。须知:对我们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不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析,不恰当地否定自己,最终将自己打倒自己。(三)要历史地、发展地、全面地、联系地看问题。譬如,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有些人就指责毛泽东闭关保守延误了中国发展、只注重积累不注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弄得国家落后、人民贫穷,进而否定此前新中国的历史,否定毛泽东同志。究其原因,在于这些人看问题存在片面性。要知道,80年代前,世界处于“冷战”时代。国际反动势力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就企图把她扼杀在摇篮里。单就军事威胁而言,从50年代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先后在中国周围挑起了朝鲜战争、印支战争、中印边境冲突等,支持蒋介石集团窜犯大陆,拼凑“东南亚军事侵略集团”,在南朝鲜、日本、菲律宾、东南亚等国建立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对中国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并经常派飞机侵入中国领空,搞军事侦察;甚至计划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等。从60年代起,苏联开始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并不断挑起中苏边境冲突,也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等,从而使中国处在霸权主义和反动派的四面包围之中,面临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各种挑衅和威胁。试想,在此严峻形势下,我们能像今天这样对外开放吗?为了防止外敌入侵,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得不把全国的有限财力、物力主要用于国防建设,用于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上,那末,怎能较快较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呢?因此,帝国主义不仅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而且是新中国不得长足发展的罪魁祸首。80年代以来我们之所以能有对外开放的国际条件,正是当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团结世界各国人民不畏强敌、英勇斗争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当年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对外开放、人民富裕,中国的今天是和昨天紧密相连的。因此,“国史”研究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单就中国论中国。我们要把新中国每一历史阶段放在当时的世界大形势下,历史地、发展地、全面地、联系地看,才能避免偏颇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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