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严格地说，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视为衡量社会历史的“尺度”是不科学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为人们提供的是观察和分析社会历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而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衡量事物的“尺度”。“尺度”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笔者为了行文方便，特意从张奎良同志《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①一文中借用的概念。按照笔者的观点，“尺度”应理解为基本原则。因此，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尺度”也就是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则。
    大体说来，在欧洲文明史上，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则在文艺复兴以前以神道主义为主；从文艺复兴起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则是人道主义占统治地位；19世纪中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开始崛起，给欧洲思想界以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并逐步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最重要的两大理论成果之一，它不仅是成熟的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则，也一直是后来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考察社会历史发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的一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是否一直坚持使用唯物史观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张奎良同志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一文（以下简称张文）中提出的两个论点，很有代表性，有必要加以评述。
    张文在论述所谓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形成及其矛盾之后总结道：“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也就是所谓历史发展的单线论。既然全世界都要走上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那末历史发展就只能有一条线索可循。而造成这种单线论的直接原因就是单一的历史尺度，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性决定论。……这种历史发展的单线论显然是有弊病的，它以一刀切的思维方式来裁剪丰富多采的历史，实际上也是逻辑对历史的一种规范和强制。”②后来，张文在评述马克思提出的俄国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时更进一步指出：“首先，马克思跳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确立了人道主义的历史尺度，这是马克思思想的一次飞越。……这表明，马克思晚年又把人道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尺度和契机，这是在新的基础上向他早期实践人本主义的复归。……其次，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特别是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提供了用多样化思维来理解历史的典范。……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本身就是多元化历史观的鲜明例证。”③
    概括起来，张文的主要论点是：
    一、晚年之前的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发展时所使用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线性决定论的单一“尺度”。
    二、马克思晚年的历史观是多元化的，他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尺度”有两个：其一是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性决定论；另一个则是向他早期实践人本主义复归的人道主义原则。
    显然，后者是张文所要阐发的主旨，前者只不过是为阐发后者而做的必要铺垫。
    张文提出的这两个论点，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因此有必要认真加以研究。坦率地说，笔者认为张文提出的两个论点令人难以苟同。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所用的独特方法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而生产关系最终又要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唯物史观的创立，宣告了唯心史观的破产。它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各门具体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方法。张文提出的上述两个论点，不仅曲解和贬损了唯物史观丰富而深刻的内容，而且是强加给马克思的。
    二
    如果说马克思果真是以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性决定论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单一尺度”，那末，由于西欧是马克思从事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最早、也是最主要的活动舞台，他一定会首先把这种理论用来观察这里的社会历史并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马克思早年参加工人运动的时候，曾经根据当时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水平和条件，把共产主义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英国并为此积极工作。可是后来，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马克思的注意力先是移到法国，后又转向德国。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中十分关注并认真总结法国的事态发展；1871年巴黎公社诞生后，他更是尽力给予公社以帮助和指导。至于德国，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给予高度重视，他指出：“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④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则是直接受惠于马克思的支持和教诲。普法战争爆发后，马克思明确指出：“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所以德国工人阶级肩负着更大的责任……”⑤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历史史实。1870年，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英国人拥有进行社会革命的一切必要的物质前提。他们所缺乏的是总结的精神和革命的热情。”⑥但就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来说，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还是资本主义后起之秀德国都远远赶不上英国。据统计，那时法、德两国的经济实力之和仅相当于英国经济实力的4／5。⑦这一切对于熟知西欧情况的马克思来说是不会不了解的。按照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性决定论这种“单一尺度”的要求，马克思的注意力一刻也不应该离开英国，不应该去探讨资本主义经济比英国落后的法、德两国的革命问题。然而，马克思并没有这样做。尽管后来法、德两国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期望的结果，但是，这一事实说明，马克思的注意力是随着不同国家革命形势的消长而变化的；在他的“西方社会理论”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线性决定论的“单一历史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