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伴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和社会、文化的演化，于清末发其端绪，以运用科学观念启蒙民众、改造社会、救国图强为底蕴的科学社会化思潮，不绝如缕，日益高涨，渐次向纵深发展，先后在五四时期、“九·一八”事变至抗战前夕和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三大里程碑式的高潮。就该思潮历史演进的轨迹而言，其倡导主体从民间论坛转为革命政党，其传播区域自都市扩及乡村，其时代主题则从改造国民性的呼唤转变为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探索，进而演化为科学大众化、革命化的诉求。这一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蕴含着极其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含义。
    一、五四科学启蒙：以科学观念更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诉求
    民国时期科学社会化思潮发展进程中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于爱国救亡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双峰并起、蓬勃发展，救亡、启蒙两大时代主题互动共振、交相辉映的五四时期。在这一时期思想解放和文化变革的进程中，满怀救国、启蒙热忱和社会改造理想的两大知识群体--聚集在“中国科学社”及其同人刊物《科学》周围的一批职业科学家和以《 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入手，积极致力于以 科学观念更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思想启蒙：前者将“科学”严格地界定为自然科学的 知识谱系和蕴含于其中的方法、理念，倾向于从纯知识学的角度普及科学原理、科学精 神和科学方法，以此变革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品质；后者则将“科学”的实质和精髓理解 为一种具有客观性、实践性双重品格和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人生双重功能的新型宇 宙观、价值观与人生观，侧重于从社会--人生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宣传科学，普及 科学，以此更新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
    “中国科学社”同人的科学启蒙活动，早在《新青年》创刊前一年即已开始。他们以1915年1月问世的《科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在全面引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努力谋求中国科学事业的本土化、体制化的同时，大力开展以科学观念更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思想启蒙活动，希图以此实现科学救国、改造社会的理想。
    在以科学启蒙重塑国民文化心理的探索中，为引导国人理解科学真义，树立科学观念，《科学》同人基于一种纯知识学意义上的科学观，对“科学”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予以了严格界定。他们强调，近代欧美知识界通用的“科学”概念，其内涵乃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反映自然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和蕴含于其中的基本方法与精神，其外延则专指自然科学：“科学者，发明天然之事实，而作有统系之研究，以定其相互间之关系之学也。”[1]在此基础上，他们还从科学研究内在规律的角度，指出“科学”的本质 特征在于其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检验性：“科学观动察变，集种种变动而成事实，集多 数事实而成通律，有条有理，将自然界细细分析，至于至微，而自然界运行之规则见焉 。”[2]
    在厘清“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科学》同人本着“科学救国”的理念，大力倡导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希图以此更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实现社会改造与救国图强的理想。关于科学精神，他们指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崇实”与“贵确”，乃是科学精神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故此，“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3]然而，儒释道文化传统浸润下积淀而成的中国国民性，却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背道而驰：“返顾 吾国，则犹如西国之中世纪，斤斤焉于古人之一言数语，而不察于实事，似以为宇宙之 大道至理皆可由此一言数语中得之。今日‘复古’之潮流，犹是此心理之流毒。”[4] 为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普及的文化生态，他们极力倡导以“立真去伪”的科学精神荡 涤封建蒙昧主义的传统意识，根除盲从古人、迷信权威的病态国民性：“苟已成之教， 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 。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3]关于科学方法，他们指出：“科学之方法，乃兼合归 纳与演绎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视其合 乎。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尽精切则修补之，然后更试以实验，再演绎之，如是往 返于归纳演绎之间。”[4]在归纳、演绎二法中，他们对前者尤为重视，认为此法不仅 为科学研究所必需，而且是更新国人思维方式和品质的根本途径：“西方近百年之进步 ，既受赐于归纳的方法矣。……吾人欲救东方人驰鹜空虚之病，而使其有独立不倚、格 致事物、发明真理之精神，亦唯有教以自然科学，以归纳的论理、实验的方法，简炼其 官能，使其能得正确之智识于平昔所观察者而已。”[5]
    在《科学》同人努力谋求以科学启蒙更新国民思维方式和品质的同时，以《新青年》 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亦积极致力于以科学社会化途径改造国民价值观念和 精神信仰的探索。在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章--发表于《新青年》（初名《青 年杂志》）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一文中，该刊主编陈独秀明确将“科学”与“人权 ”一并树立为近代新文化的真义、精髓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内容：“近代欧洲之所以优 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 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此基础上，他于1919年 1月在《新青年》6卷1号上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正式提出“德先生”与“ 赛先生”也即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表达出民主、科学救国的理念和倡导民主、科学的 决心，“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 黑暗”，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 流血，都不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