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科学》同人将“科学”严格界定为自然科学的纯知识学取向，《新青年》同 人所理解、接受的“科学”，内容极为广泛，既包括自然科学，亦包括哲学、社会科学 ，其核心和灵魂，乃是科学观念浸润、烛照下的理性主义宇宙观、价值观与人生观。他 们倡导科学启蒙的根本宗旨，是要以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廓清愚 昧，破除迷信，反对盲从，推倒偶像，实现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变革。上述诉求 ，在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的笔下得到了尤为集中、明确而急切的表达：其《敬告青年 》一文，号召一代新青年尊重科学，崇尚真理，高扬理性精神，摒弃主观主义：“凡此 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 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 进也”；其发表于1918年8月《新青年》5卷2期上的《偶像破坏论》一文，则号召人们 以科学态度对待文化传统，破除迷信，追求真理，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 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根除国民文化心理中泥古崇圣的偶像崇拜意识，以 “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确立人生信仰，使“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 信仰”合而为一。陈氏的上述呼吁，究其实质而言，是要树立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价值 、信仰系统的精神权威，以此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崇古、崇圣的迷信观念和奴 性意识。
    五四时期由职业科学家和启蒙思想家在不同领域和层面共同发起倡导的科学启蒙，乃 是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冲破了长期禁锢科学发展的精神桎梏， 有力地推动了科学观念更为深入、广泛的传播，促进了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新陈代谢， 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普及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随着 五四科学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关注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的热 潮，科学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二、“中国科学化运动”：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探索
    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知识界“科学救国 ”的呼声再度高涨。在这一历史氛围中，由一批职业科学家发起组织并得到南京国民政 府支持的“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颇具声势的“中国科学化 运动”，掀起了民国时期第二次科学启蒙运动的高潮。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成立于1932年11月4日，终止于1938年5月。其主要发起者计 有30余人，以科学家、教育家为主，亦包括部分国民党政要。协会下设董事会、干事会 和编辑会，并在全国各地发起成立了11个分会，会员在4年间由367人增至2179人。该会 组织发起的“中国科学化运动”，旨在以“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途径，救治“ 社会的‘贫’‘陋’与人民的‘愚’‘拙’”；具体而言，是要“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 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知识散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 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民族寿命，复兴我们已经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 。[6]其总体目标为：“第一要做科学化人的运动，就是要使科学知识，普遍于一般民 众，不仅是学科学的人，应该懂得科学，就是不学科学的人，亦应该懂得科学的法则， 明白科学的用处，以及科学对于国家的重要，而对之发生兴趣和信仰。第二要做科学化 事的运动，就是要使一切的事都依据科学的原理法则来处理，发挥它的最大利用价值， 小至家庭的日务，大至国家的政治，没有一件事不用科学原理法则来处理。能够做到这 样，庶几事无废事，人无废人了。”[7]
    “科学化人”亦称“科学上的人本主义”，旨在以科学精神改造病态的国民性，实现 民族精神的“科学化”、现代化变革：“吾人欲振起国人之萎敝，唯有诉诸科学之精神 ，对症下药而已”；“倘人人皆有科学之精神，其国家必日臻强盛，其民族必特被光荣 焉”。所谓科学精神，包括“公、忠、信、勤、久”五个方面的内容：科学知识人人可 求、可得，科研成果必公之于众，造福于民，此之谓“公”；科学真理须以忠诚态度锐 意探求，此之谓“忠”；研究结果是非分明，拒斥两可，不容伪饰，此之谓“信”；科 学研究非一日之功，不可存侥幸成功之望，此之谓“勤”；科学探索须持之以恒方能有 所创获，此之谓“久”。[8]“科学化人”倡导者坚信：只有普及上述精神，才能根除 与之背道而驰的种种病态国民性，实现国民心理和民族精神的蝉蜕与更新。
    “科学化事”亦称“科学上的国本主义”，旨在通过科学知识与方法的启蒙，实现经 济建设、政府决策、国民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科学化”、现代化，彻底扭转中国社会积 贫积弱的局面。关于“科学化事”的实际运作，其倡导者着眼于各自的专业领域，从不 同角度提出了诸多具体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