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科学化人”与“科学化事”两大目标，“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以多方面的实 际行动，开展了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探索：
    其一，面向社会发行科普读物。至1938年5月终止活动之前，协会相继编辑出版了《科 学的中国》和《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会报》两种会刊，以及8部宣传、倡导科学化运动 的专著。此外，该会下属的北平、南京、上海、青岛、杭州、湖南等分会，除相继开辟 《儿童科学画报》月刊（北平）、《科学的湖南》半月刊、《中央日报·科学周刊》、《 北平晨报·科学常识周刊》等诸多科普园地外，还编印出版了为数众多的科普读物，免 费赠送或廉价出售给各地图书馆和机关、学校。
    其二，面向民众举办科学讲演与展览会。1933年7月-1936年7月，协会成员顾毓琇、 陈立夫、陈有丰、丁文江等，先后在广播电台发表一系列专题讲演，从不同角度与层面 阐述了“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内涵、实质、目标和意义，揭示了科学技术与国计民生和 社会文化发展的密切关联。1934年3月至1936年7月，该会北平分会先后举办科普演讲11 3次，内容广及科学原理、生活常识、国防知识、生产技术等诸多领域。1935年6月，协 会在北平中山公园举办通俗科学展览会，共展出科学设备与用品4000余种，演示科学实 验多种，参观者在9天内达80000人次。该会于1935年1月-5月在杭州、镇江、南京、上 海等地举办的“科学化玩具巡回展览会”，共展出各类玩具近900种，观众达20余万人 次。
    其三，面向在校学生开展科普教育。为提高在校学生的科学素养，协会与各级各类学 校通力合作，定期发起组织多种多样的课外科普活动，并呈请教育部通令各校逐月举行 科学讲演，在学生中加强科普教育。不仅如此，协会还针对各地中学生数理化成绩普遍 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在浙、皖、湘、鄂四省和京、沪、平、津、青岛五市设立了初、高 中数理化毕业会考奖金，以此激发中学生学习、研究自然科学的热情。
    其四，面向经济建设推广科学管理与决策。为推动国民经济的科学化，尤其是工业组 织与工业管理的科学化，任职于政府实业部门的丁文江、顾毓琇、吴承洛、梁潜翰等协 会成员，本着“科学化事”的宗旨，针对经济管理与工农业建设中因缺乏科学管理、决 策而存在的诸多积弊和隐患，提出了以管理、决策标准化、专业化、制度化为核心的一 系列合理化建议，对当时各级实业部门的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风云中由民间论坛发起并得到国民政府支持的“中国科学化运 动”，继承、发扬五四新文化科学、民主、爱国的精神，在国难当头的严峻形势下，将 科学社会化探索的诉求从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更新延伸至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 ，积极谋求以“科学化人”、“科学化事”的途径改造社会、救国图强，以多方面的实 绩和影响，促进了科学技术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公共管理和经济建设的有效沟通与 互动，为近代中国科学社会化的理论探索和现实运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做出了突 出的历史贡献。
    三、“延安自然科学运动”：革命化、大众化的科学启蒙
    抗日战争时期，为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时经济、文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组织发起了以科学大众化、革命化为宗旨的“延安 自然科学运动”，掀起了民国时期又一次科学社会化运动的高潮。
    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延安自然科学运动”的正式 兴起。该会以吴玉章为会长，下设10个专门学会，并在绥德、关中、米脂三地成立分会 ，其主要任务为：（1）“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面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破除封 建迷信，推进文化建设；（2）“从事自然科学的探讨”，解决自然科学理论与应用方面 的问题，推进工农业生产与经济建设，为抗战建国提供长期服务；（3）“开展自然科学 与社会科学统一问题研究”，“运用唯物论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科学，并运用自然科学来 证明与充实唯物论辩证法的理论”，“要使我们自然科学的工作同志研究社会科学，同 时欢迎社会科学的工作同志研究自然科学，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高度的发展”； （4）“与全国自然科学界取得联系”，“反对封建的倒退的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现象， 反对妥协投降的思想和活动，坚持长期抗战，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事业，努力促进经济建 设，以增强抗战力量，为完成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9]围绕上述任务，该会配 合边区经济、文化建设，开展各项科学研究与普及活动，编辑出版了34期会讯。
    实现科学的大众化，使科学技术成为根据地民众教育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强有力工具 ，乃是“延安自然科学运动”的首要宗旨。对此，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刊发的 社论，予以了明确阐述：“首先，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改进边区农业和工业 的生产技术，发展与提高边区物质的生产。……其次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 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落后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 水平。因为和边区经济落后的状况紧密联系着的就是文化的落后，革命以前旧势力在政 治上对于人民的压迫虽然被摧毁了，可是某些束缚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尤其是迷信 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仍然在人民头脑里和生活中留下相当牢固的深根。这些旧思想 和旧习惯的残余是足以阻碍进步的。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的文化建设，发展新文化运动 ，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水平，就必须提倡自然科学，把最基础的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