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道主义思潮在欧洲颇为盛行。人道主义既是当时的人们抨击旧制度和揭露社会弊端的思想武器，又是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准。马克思早年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写于1843—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还留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是，从1845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自己的唯物史观起，马克思就同作为历史观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划清了界限。此后，马克思对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的批判可谓俯拾皆是。这一点用不着一一枚举，因为翻阅过马克思著作的人对此都会有所了解，况且张奎良同志与笔者的分歧也不在这里。
    依张文之见，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就是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又把人道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尺度和契机，从而表明了马克思向早期的实践人本主义复归。张奎良同志的这一论断是缺乏根据的。相反，有证据表明，就在马克思复信给查苏利奇之前四个月，他的观点并没有出现如张文所说的那种改变。1879年下半年至1880年11月，马克思在批评德国庸俗经济学家阿·瓦格纳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歪曲时，还特别指出：阿·瓦格纳读了《资本论》“甚至没有看出我的这种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21）这就有力地证明，晚年的马克思并没有放弃唯物史观。此外，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恩格斯发表了他的名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是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大家知道，《反杜林论》一书是恩格斯于1876—1878年在马克思的积极赞助下写成的。该书第一次集中地、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成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梅林把这部著作誉为“仅次于《资本论》的最卓越而重要的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22）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郑重地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3）1880年5月，马克思特意写了《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这也是马克思一生为恩格斯的著作写的唯一一篇序文。马克思在导言中盛赞《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这本书（指《反杜林论》）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24）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既没有任何改变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的迹象，也没有任何“向他早期实践人本主义的复归”的迹象。
    当然，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信。笔者认为，要想完整地、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原意，必须一方面联系查苏利奇提出的问题，另一方面结合马克思回信时的历史背景来思考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为了讲清问题，摘录查苏利奇来信的主要内容是必要的。查苏利奇在信中谈到卡·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和该书在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她说：“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党所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你会明白，公民，——查苏利奇继续说——你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是多么引起我们的注意，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25）可以看出，信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是：
    一、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命运怎样，是否注定要灭亡？
    二、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是否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各阶段？
    在这两个问题中，后者显然是关键因为如果对后者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末，前者的答案就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对后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才有可能探讨前者。而后一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思想方法。这对马克思来说是不难解决的，他从唯物史观的辩证方法出发，理所当然地给其以否定回答。马克思在复信中首先指出：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26）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27）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成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28）
    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有更加具体的分析，他说：“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29）显然，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针对“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说的。马克思认为，由于俄国当时的经济条件与西欧不同，因此，机械地在俄国套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不行的。这完全是从经济基础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根本不存在什么把人道主义视为历史发展的尺度和契机的问题。
    查苏利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对俄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推测，这对于“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30）的马克思来说却是个很大的难题。当年，马克思的复信四易其稿，一、二、三稿写了一万多字，最后发出的是仅七百字左右的短笺。全信正文除了上面已经引用的那几段之外，后面还剩下一段文字。马克思在这段文字里大致谈了他对俄国公社命运的看法：“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31）至于具体的理由，马克思没有在复信中展开论述，但他却在三篇复信草稿中作过详细说明。综观复信草稿，马克思首先从俄国农村公社的经济特点出发，探讨了公社的二重性——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接着他说：“显然，农业公社制度所固有的这种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巨大生命力的源泉。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统亲属关系的束缚，并以土地公社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经济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较古的公社机体是不相容的。……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32）最后，马克思结合俄国农村公社当时面临的历史条件进而指出：“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33）不难看出，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探讨始终注重的是从经济关系出发分析问题。当然，马克思也谈到一些别的原因，如俄国的地理条件以及当时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等，但唯独找不到从伦理道德方面分析问题的任何证明。因此，断言马克思考察俄国社会历史发展时使用过人道主义历史尺度是很难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