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马克思在谈论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前途时，总的倾向是积极乐观的。可是，后来公社的命运没有沿着马克思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对于这种结果，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首先，它与查苏利奇提出的问题有关。前面已经说过，查苏利奇的信提到公社注定要灭亡的问题，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不免说得有些过于机械、绝对。因此，马克思较多地探讨公社获得新生的可能性是很自然的。其次，马克思回答这一问题的总的倾向又与当时的俄国革命形势有关。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看到了俄国愈来愈迫近的革命形势。1877年9月27日， 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俄国社会的一切阶层目前在经济上、道德上和智力上都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这一次，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34）1879年4月和1881年3月1日两次谋杀亚历山大二世和“土地与自由社”的活动更带给马克思以革命将一触即发的信息。在这种时候，马克思当然不会去断言公社必然灭亡，而是更多地希望在革命胜利后，公社能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这是可以理解的。恩格斯就曾指出过，马克思在写那些信的时候，俄国革命力量日益壮大，推翻沙皇政府似乎指日可待，因此，“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35）如果说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有失误的话，笔者认为，那就象他早年对英、法、德的看法一样，是对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这同样与人道主义毫无关系。
    此外，还应注意到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辩证而审慎的态度。尽管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抱着乐观的态度，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公社的命运说得很绝对，而是估计了两种前途和可能性。马克思在复信草稿中指出：“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a priori〔先验地〕说，二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36）直到1882年，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写《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时，仍然以这种审慎的态度对待俄国问题，他说：“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7）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和理论充分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而这种历史的辩证法同所谓“人道主义尺度”、“向早期实践人本主义的复归”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如果说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发展有什么基本“尺度”的话，那只能是他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自从发现唯物史观以后，就一直把它作为基本原则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问题。思想达到成熟境界的马克思已同作为历史观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划清了界限，直至他的晚年。因此，张文提出的两个论点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去甚远，也与马克思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思想发展历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注释：
    ①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②见《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31页。
    ③见《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40—4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0页。
    ⑦参见〔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第15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5—67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12）见《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第39页。
    （13）转引自《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300页。
    （15）《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