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然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考察社会历史现象时没有什么思想原则。从1845年起，马克思用以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指导思想，就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初步阐明，以后又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完善的唯物史观。对此，马克思本人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过极好的概括和说明，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虽然是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但他从来没有把唯物史观机械化、绝对化，而只是把它作为指导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十分清楚，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虽然是决定其它一切社会关系和历史现象的基本因素，但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状况、历史传统乃至地理环境等等都对社会生活的变迁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或制约作用。所以，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在考察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总是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特殊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所强调指出的：“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⑧马克思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前文已经列举了马克思在西欧运用这一思想方法的实例。下面，本文将以张文曾经援引过的事例，即19世纪中期马克思探讨印度问题时的论述作为例证，说明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问题时也同样是在这一基本思想方法指导下进行的。
    1853年6月，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题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时事评论。在这篇时评里，马克思确实是从经济分析入手，论述印度遭受英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奴役的原因、现状及其前景。马克思指出：“不列颠的蒸汽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⑨对于这种结果，马克思确实是抱着“达观的态度”，而且也确实是从印度的经济状况出发来观察问题的。
    但是，时隔一个多月，马克思又就印度问题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一篇题为《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结果》的时评。在这篇时评里，马克思改变了以往从纯经济角度分析印度问题的方法。在谈到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时，马克思写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限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打倒，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提人打倒，马拉提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⑩这显然是从政治、宗教和印度特有的社会组织的角度分析问题。马克思在这篇时评中仍然对印度的未来满怀希望，但立论的根据却不仅限于印度的经济状况，而且注意到印度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也就是说，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历史发展时并没有使用张文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线性决定论的“单一尺度”。马克思当时所坚持的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一个特定国家进行多视角、多层面的具体分析。后来印度社会的演变也证明了马克思所作的判断是符合印度实际的。
    诚然，马克思在反对唯心史观的过程中，曾强调过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和统一性。1859年，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1）这段话曾被不少人用来论证所谓马克思的线性决定论，张文自然也不例外。但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理由是：
    一、马克思在这里总结的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致序列和趋势，而不是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演进的具体程序；
    二、马克思在这里特意指明他的这一论断只是“大体说来”。事实上，就社会形态发展的成熟程度和完善程度而言，从人类历史经历过的几种社会形态的发展来看，既不是某一国家在其所有社会形态上发展得都那么典型，也不是所有国家在某一社会形态上发展得都那么典型。这正符合“大体说来”的基本含义。可惜，我们有些同志不是对这几个字视而不见，就是忽略了它们的辩证精神。
    从马克思写这段话至今，时光已流去130年，大体说来，世界历史的行程是否跳出了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大致序列和趋势呢？没有。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资本主义化过程，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从完整形态的封建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的。至于那些既没有跨入社会主义，又不属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又有谁不正在经历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呢？当然，这些国家和民族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和程度彼此很不相同，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因此，用马克思的上述论述来佐证所谓马克思的线性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
    可是，按照张文的论点，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性决定论，并以此作为考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单一尺度”；19世纪70年代中期，当马克思把注意力转向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之后，他的观点才开始发生变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强化和明朗起来。”（12）也就是说，在张奎良同志看来，马克思抛弃他的线性决定论是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早在1843年夏，马克思就指出：“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各种历史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生急剧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和被决定的东西常常互换其位。”（13）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又说过：“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14）那时，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传播唯物史观主要是同唯心史观作斗争，所以他们主要注意阐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原理，而没有更多地去强调早已被人们承认而且被夸大了的政治、文化、思想乃至个人等因素的作用。事实上，在19世纪40—60年代初，即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当时无论是在工人运动内部，还是在欧美思想界都没有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机械化的严重倾向。但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第一国际的成立和活动的展开，随着《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15）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当时先进的西欧各国广泛传播，而且在东方的俄国也开始成为一些先进人士观察自己国家命运的指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面临着两方面的危险。如果说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主要危险是机会主义，而且这种机会主义倾向已经通过所谓“苏黎世工人团的宣言”而开始形成；那么另一方面，在保存着许多古代社会痕迹特别是公社土地所有制和宗法制度的东方国家中，则是另一种性质的危险，即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顾东、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教条式地、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于1877年11月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6）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对他的理论的机械理解，反对把他的理论机械地搬用于东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晚年的恩格斯为捍卫马克思主义，也曾多次批评这种倾向。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7）在同一封信中，对于人们过分注重经济因素的作用，恩格斯还追述了某些由于历史条件造成的原因，他谦逊地写道：“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18）以后，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中批评忽视政治思想的作用时又说：“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19）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已经把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即：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线性决定论；只是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未能及时地把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充分展开，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历史观也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的过程。
    尽管如此，马克思早年的一些零星论述，特别是马克思的革命实践活动已经向人们提示了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思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晚年的恩格斯在同机械唯物史观的斗争中十分注意总结马克思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他于1890年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发展“合力论”思想（20），就是一个最好的范例。这一思想无疑是对唯物史观的正确总结和发挥，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至此，笔者认为，那些把所谓线性决定论强加于马克思的作法，严重地歪曲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无疑是很不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