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录》还刊载了一些西方科技人物传记。如德贞的《哈斐论》就是“血液循环”创始人哈维的传记；艾约瑟的《亚里斯多德里传》是亚里士多德传记。所有这些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入大多是西方传教士的功劳。虽然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宣称“如果科学不是作为宗教的盟友，它就会成为宗教最危险的敌人”，但他们在《闻见录》中仿佛忘记了其本职工作。笔者按期统计了《闻见录》的内容，从科技份量变化趋势来看出没发现以科学作为宣传宗教敲门砖的嫌疑，仿佛科学与传教已分家（14）。当然，这些传教士不过是“一介书生”，而不是职业科学家与工程师；其来华目的是传教，而不是专门传播西方科技。但作为一份总计只有三四十万字的期刊，能介绍这么多类别的科技知识就很难能可贵了。如此一来，《闻见录》倒成了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的敲门砖。
    4
    前面说过，《闻见录》新闻报导也以宣扬西方科技为主。对西方电报电话的新发明及线路的铺设、铁路和修筑、运河的开通、探险家对北冰洋的探测、“冒险家”进行的热气球高空探测等进行了及时的报导，并有分析和评述。第7号德国近事中的《葛鲁布铁厂》一文中有“工人万余，出入动作，次第刻时，毫无紊乱，俨如师旅，按队进退”这样的文字，传入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科学（15）。第31号《法国民数考核》指出法国人口增长不快的原因是“晚婚晚育”，很有点社会学的味道。
    《见闻录》中有关的政治经济新闻报导则以西方国家和日本为中心，不自觉地流露出“种族主义”意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当时清政府的忌讳和规矩、信息传播不畅等有关。但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特别注目，客观上对国人的警醒和仿效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该指出，《闻见录》新闻报导中对非洲、美洲和澳洲各国土著居民蔑视得无以复加，这恰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种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子（16）。
    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闻见录》在这点上基本能站住脚。中日台湾问题于第7、22、23、27、28号分别予以报导，内容基本属实。如22号揭露日本“为属国抒忿”、“不免有踞台之意”。23号报导日本侵略军已抵台湾。同号台湾近事还对西乡从道给闽浙总督李鹤年的照会进行评述，“窃思日本致书之谬有二，其一，台湾全岛，实隶中国版图，岂可以生番为自主之国，或竟视番地如无主之地，其二，敌人在逃，致烦友邦代捕，尤无斯理……”，以支持李鹤年的答书。但《闻见录》作为西方人在华创办的一份刊物，又曲折地反映着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意向和需求，如27、28号在连续报导了“台案”的了结及对中日双方的影响后，即大肆吹捧英使威妥玛的“功劳”，更大造“国际调和论”，称：“由是观之，两国失和，适启万国之殷忧，两国存和，实深万国的共庆也。”这种论调不能不说对中国的外交产生影响。以后中法、中日战争李鸿章期待国际调停与之仿佛有襟亲关系（17）。
    《闻见录》对华工出洋及华工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秘鲁等国的悲惨遭遇也进行了大量而真实的报导。陈翰笙先生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就以《中西闻见录选编（丁韪良）》为题收录了19则新闻。第26号报导了清政府派遣陈兰彬一行前往古巴查“猪仔”一案，并附有陈随行容增祥的诗，“盖纪猪仔之苦况而作，有云：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得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就是这则报导，引起了西班牙政府强烈不满，于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向总理衙门照会以示抗议，要总理衙门查清容增祥身世，予以惩罚，“首枷号壹月”，并让丁韪良在《闻见录》上刊文以谢罪（18）。
    5
    中国历史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在《闻见录》创刊和存在期间，清政府虽正在进行“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尝试，但整个社会还是“一闻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19）。“科举不变，荣途不出，士大夫之家，聪颖子弟，皆以入（西）学为耻”（20）。思想界也还是被传统儒学牢牢地统治着。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闻见录》的存在，应该说给当时沉闷的思想学术界吹来一丝清风，对洋务运动起着推波动澜的作用。最好的证明是，其一，《闻见录》在其存在的三年时间里，几乎成了京师同文馆的“学报”，同文馆师生共发表文章199篇，占总数的55.1%；其二，作为同文馆总教习和《闻见录》主编的丁韪良与洋务官员李鸿章、奕、徐继畲，董恂、崇厚、陈兰彬等交往很深；作为学生的贵荣、席淦、杨兆鋆、朱格仁、联芳等毕业后或任教习或任外交官或任洋务官员（21）；其三，《闻见录》对操办洋务提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并积极关注洋务活动，如江南制造局新动向、轮船招商局的成立、电报线的铺设、李鸿章开平采煤等都一一予以报导；艾约瑟还于第10、11号以《铁路有益说》鼓吹修筑铁路。可以说同文馆和洋务运动依《闻见录》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而且《闻见录》也因同文馆和洋务官员放射出自己的能量。
    《闻见录》在早期启蒙思想家和一般士子中也有一定的影响。该刊停刊两年不到，丁韪良就编辑《选编》发行。维新运动期间，又以《闻见录新编》发行，相当于“第三版”。一种期刊有如此结果，足见其成效（22）。当时的《万国公报》就大量转载《闻见录》的文章，每号都有六至十篇，而从两者的发行时间看，往往是《闻见录》发行几个月后，《万国公报》才予以转载；作为一种周刊转载一种月刊的文章或新闻，量又这么大，可见《闻见录》之份量和价值。这样，北京的《闻见录》又通过上海的《万国公报》在大江南北的士子中造成了影响。当然，这仅是报刊转载的一个例子，但它表明《闻见录》并不象梁启超所言“三十年前京师创有《中西闻见录》，略述泰西政艺各事，阅者寥寥”。
    综上所述，《闻见录》对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代科技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近代科学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对洋务运动和开一代社会风气也有促进作用。但考虑到当时社会现象和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我们不能过高估价《闻见录》的能量，它不过是一份仅“生活”了三年多一点的期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