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今古文之争，是汉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但时下许多教材或著作，却常常对之作绝对性的判述。在称今文经学“迎合统治者政治需要，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附会经文的微言大义”，“与谶纬结合，内容空疏荒诞”之后，又说古今经学如何“追求对经书的正确理解，多从切实弄懂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质朴可靠，斥纬书妄诞”。[1]
    一个是“通经致用”，一个是“通经识古”；一个是章句繁多，一个是单纯训诂；一个是谶纬五行，一个是质朴可靠。这样俨然是两大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变成一种公式使人们习以为常，却把两汉复杂绵延的学术流变史图式化、简单化了。说古文经学不讲“通经致用”，那么其代表人物刘歆推出《周官》（《周礼》），使之对王莽改制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又是什么？汉儒解经，分训诂与章句二途。训诂仅单纯解释字形和文句音义，章句则剖章析句，具文饰说，汗漫无所止。钱穆先生说“章句即所谓家学也”，昭宣以下始有。经说章句，在汉代较普遍，今文经学如公羊、谷梁二家均有章句，古文经学亦难免俗。《汉书·刘歆传》：曰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传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在“章句繁多”之流弊上，经今古文二家只有数量上的区别。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说：“古文经学又一特色是反对谶纬。”这主要是由于东汉桓谭、王充等古文经学家不信图谶，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实际上正如祝瑞开先生所说：“古文经学本身并不直接反对谶纬，譬如刘歆本人就是一个大谶记家，后来的班固、贾逵等也都善于推说谶记。”“古文经学家也宣扬天人感应神学，也多穿凿附会。”[2]（p246-247）王莽借用符命谶纬，大搞夺权活动，刘歆积极参与其间，这是不争的事实。从理论上看，刘歆在《七略》中说：
    《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在这里，刘歆没有把孔子视作史学家，也没有把“六经”之一的《春秋》视作历史著作，而是归于能推演天人之道的神圣之物。刘歆作《三统历》及其指导理论《钟律书》，皆本阴阳五行以立论，易历结合，易律结合，以声引义，与流行于谶纬中的思维模式完全一致。由此金春峰先生说：“刘歆争立古文而与其他今文经学家的斗争，完全不具有后人所概括的两派对立与学风对立的意义。”[3]（p471）
    为了加强这一认识，我们更应该注意《汉书·五行志》的有关记载。班固《序》说：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
    班固之所以在《汉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来作《五行志》，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攸叙。世代寔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告往知来，王事之表”。即利用古籍主要是《春秋》中记载的灾异实例来为当时的政治需要服务。在此书中，《春秋》三传的三位代表人物，即《公羊传》的董仲舒、《谷梁传》的刘向和《左氏传》的刘歆被他特别加以注意，并且他们三人对灾异的解释，也都被班固在《五行志》中平行地罗列。如《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记载“壬申，御廪灾”这一事件，《五行志上》说：
    董仲舒以为先是四国共伐鲁，大破之于龙门。百姓伤者未瘳，怨咎未复，而君臣俱惰，内怠政事，外侮四邻，非能保守宗庙终其天年者也，故天灾御廪以戒之。刘向以为御廪，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藏以奉宗庙者也。时夫人有淫行，挟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庙……刘歆以为御廪，公所亲耕籍田以奉粢盛者也，弃法度亡礼之应也。
    鲁国储藏祭祀用粮的仓库发生火灾，对其原因的解释尽管三位大师各有不同，但归之于“天之戒应”却是共同的，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学风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对于董仲舒、刘向两位今文学家我们无需多说，而对于治《左传》为主的刘歆的经学思想却有进一步辨析的必要。下面我们将以《左传》为例，以窥测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对汉代学术流变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