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刘向、刘歆父子虽属宗室，却出自博学世家，于学术均“通达能属文辞”，又热心于时政。汉成帝河平年间，父子受诏“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术数、方技无所不究”。就在刘歆整理皇宫藏书的过程中，他才发现世间竟还有古文《春秋左氏传》这本书。《汉书·刘歆传》记载：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
    刘歆发现了《左氏》，又对之进行研究整理，“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这时属于今文的《春秋传》共有公羊、谷梁、邹、夹四家，能被立于学官的是公羊、谷梁。刘歆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所以《左氏》的价值远在二传之上。为此他还向作为谷梁大师的父亲刘向问难，对有些问题刘向也不能很圆满地予以回答。于是在汉哀帝时，刘歆提出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立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对当时的学风展开批评说：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6]（刘歆传）
    对刘歆立古文经典于学官的请求，那些今文博士们以轻蔑的态度不予置理，确实有“怀妒嫉”，“党同门”的功名利禄之争的成分，官学与利禄之途相连，任何既得利益者都不愿被人分一杯羹甚至取而代之。但仅此不足以说明这场斗争的全部背景。正如金春峰先生所指出的：“正统经学在哀平以后，日益陈腐、烦琐、僵化，引起了有创造革新精神的经学学者的严重不满……刘歆指出这一时期经学的三种大弊病：（1）烦琐；（2）信口说而背传记，死守师说，陈陈相因；（3）脱离实际，只知死啃书本，不懂国家大事。”[3]（p466-467）
    说刘歆在学术上具有革新或改良精神，确为至论。汉代经学投靠政治，必然产生两大恶果，一是章句繁琐冗杂，二是用阴阳五行解说微言大义。刘歆只能对前者尽力革除，而对后者仍不能自拔其中。
    汉代经说，本来对经文加以音、形、义的诠释，使人理解经典原意就行了。但自从立了诸经博士，每家博士再传授弟子，于是就有了训诂和章句。传业者为能仕进，无不严守师法家法，必然造成章句繁多。《汉书·儒林传赞》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章句繁多，在概念上作无谓推演，重枝叶而忽根本，丧失学术的真正精神，并且使人“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正是对学术的严重危害，使刘歆这样的清醒者奋起而对“经学中衰”状况力图挽救。
    刘歆所作的《左氏章句》未能流传下来，我们不知它比公羊、谷梁二家《章句》能有多大程度的简洁精炼。不过我们看《汉书·五行志》中诸家对《春秋》经文的引申发挥，刘歆所言还是最为简短明实。除以上所引桓公十四年一条外，我们再看僖公三十三年的例证：
    “十二月，李梅实”。刘向以为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当剥落，今反华实，近草妖也。先华而后实，不书华，举重者也。阴成阳事，象臣专君作威福。一曰，冬当杀，反生，象骄臣当诛，不行其罚也。故冬华者，象臣邪谋有端而不成，至于实，则成矣。是时僖公死，公子遂专权，文公不悟，后有子赤之变。一曰，君舒缓甚，奥气不藏，则华实复生。董仲舒以为李梅实，臣下强也。记曰：“不当华而华，易大夫；不当实而实，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刘歆以为庶征皆以虫为孽，思心蠃虫孽也。李梅实，属草妖。
    又如僖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宫灾”一条：
    《谷梁》以为闵公宫也，以谥言之则若疏，故谓之西宫。刘向以为僖立妾母为夫人以入宗庙，故天灾闵宫，若曰，去其卑而亲者，将害宗庙之正礼。董仲舒以为僖娶于楚，而齐媵之，胁公使立以为夫人。西宫者，小寝，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为此宫！诛去之意也。以天灾之，故大之曰西宫也。《左氏》以为西宫者，公宫也。言西，知有东。东宫，太子所居。言宫，举区皆灾也。
    例证颇多，不能尽举。比较而言，刘歆或《左氏》的经说要更简洁平实。其在大的义理上尽管仍不能脱西汉主流经学的范式，至少在形式上已在尽力扭转章句冗杂之弊。所以王莽时下令减少五经章句，皆不得超过二十万，已可见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