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左氏》学在形式上革新，内容实质上却一仍深求大义的学风。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当整个统治集团仍然把它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利器”，当整个文化阶层仍然对它笃信不疑，当它的结构性缺陷尚未能充分暴露而新的文化思潮尚未能取而代之的时候，它就会仍然以其强大的惯性而向前推进。刘歆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试想当汉哀、王莽、刘秀都在以图谶纬书来经营自己的政治生命时，作为旧阵营一员的刘歆怎么可能突破那种思维定势呢？况且博士们攻击“《左氏》不传《春秋》”，刘歆要为《左氏》争立学官，就必须能证明它也像其他二传一样可以发明圣人的“微言大义”。刘歆的《左氏》学已无书留存，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却引用有数条，也许可以略窥一斑。
    一是《左传》十二公中，隐、庄、闵、僖四公即位时都未正式举行典礼，《春秋》经文不记，《左传》分别加以解释。如隐公“不书即位，摄也”；庄公“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闵公“不书即位，乱故也”；僖公“不称即位，公出故也”。本来“称”“书”是同义词，都是“记载”的意思，刘歆却于此大做文章，说：“恩深不忍，则传言不称；恩浅可忍，则传言不书。”这种抛开词语本意而故作艰深探求微言大义，不但主观随意，而且正是公、谷二家的解经方法。
    二是《春秋》昭公八年“蒐于红”，昭公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刘歆解经说：“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权在三家也”；“书大者，言大众尽在三家”。本来有无“大”字，不过表示围猎规模大小，《左传·昭公八年》作“大蒐于红”。以为是经文脱字的杜预之说已很合理，刘歆却要寻出微言大义，所以孔颖达说刘歆“随文造意，以非例为例，不复知其自违也”。
    另外，孔颖达还多次批评刘歆“依二传”来释《左传》。这都说明刘歆时期还很难说已形成了一个理论组织相对定型的古文学派，刘歆所做是为古文经典争地位，同时也不能不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使《左传》等古文典籍今文化。
    刘歆在哀帝时为《左传》争立学官的斗争失败，其本人也被排挤出朝。平帝时，借助于王莽的政治势力，古文的《左氏春秋》终于被立于学官。但这并不是学术斗争的结束，今文经学家不愿轻易退出自己的官方独占地位和学术地盘。
    四
    东汉建立，继承与发展刘歆《左氏》学的，首先是郑兴、郑众父子。《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说（注：以下引文同者不另注。）：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
    郑兴是两汉之际人，曾在王莽时从学于刘歆门下，兼能今文古文《春秋》学，其学风特征与刘歆也无大的区别。比如他初任更始帝刘玄属下，刘玄入长安前，诸将都愿留洛阳，独郑兴劝之入关，理由是“《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意思是齐桓公当年未被以侯称，是因为他尚未行宗庙大礼，名分未正。今更始应尽快入长安取得刘邦后代正统继承人地位，才能收拾人心。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与《左传》无关，而近于《公羊传》。其后郑兴西归隗嚣，为劝阻隗嚣称王，其说辞曰：“《春秋传》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这都是照搬《左传》之语。后来郑兴东归光武，因日食上疏，借天意而言政事之缺，完全是今文经学家的作派。如：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今孟夏，纯乾用事，阴气未作，其灾尤重。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夫日月交会，数应在朔，而顷年日食，每多在晦……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天于贤圣之君，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范》之法……
    当然，郑兴虽用今文“义理”但仍留有底线，就是当面对光武帝说“臣不为谶”，思想上仍保有一种学者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