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有关古文《左传》的官方地位问题共发生了三次大论争，双方斗争之激烈，在中国古代的学术领域中是少见的。汉光武刘秀时期，发生了第一次主要是陈元与范升之间的辩论。据《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
    范升是今文《梁丘易》博士，他反对立《左氏》为博士的理由一是其“不祖孔子”，即不与圣人《春秋》有关；二是西汉先帝皆不承认其官学地位。后来，他又单独上奏皇帝，补充了几点不立《左氏》的理由：一是治《春秋》还有邹氏、夹氏二家，如立左氏，其他也要争立，会引起混乱；二是学术思想贵在统一，而《左氏》有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十四事，属应绝之“末学”；三是开国未久，庶事草创，立《左氏》“非政急务”，可以缓议。此后，范升还奏上《左氏春秋》不可采录三十一事。
    起来与范升争论的是陈元。陈元的父亲陈钦从黎阳贾护得授《左氏春秋》，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应该也是《左氏》学的重镇。而陈钦又是王莽的《左氏》之师，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陈元上疏反驳范升，其要有二：一是“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掩其弘美”，所以《左氏》为优，宜立博士；二是若说先帝不以《左氏》为经，后主应因袭不变，那么汉武好公羊而斥谷梁，汉宣却独学谷梁，即位后使之立于学官与公羊并存，所以“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范升、陈元二人辩难“凡十余上”，史书所载只是原则之争，至于《左氏》不合五经“四十五事”及反驳的具体意见已不可闻。辩论结果，汉光武同意将《左氏》立于学官。在遴选博士时，大家提出四位候选人，陈元名列第一。光武“以元新忿争”，即对立面太多，于是选用第二名李封为历史上首位左氏博士。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喧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正好此时李封病故，给了光武一个台阶，于是《左氏》争立官学的努力又一次失败。
    到了东汉章帝时，由于《左传》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学术地位不断升高，春秋“三传”的进退消长进入转折阶段。古文学派正式形成，并反守为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经学大师贾逵。
    贾逵学有渊源，为贾谊的九世孙。其父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成人后“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汉章帝本人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于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贾逵于是给章帝上奏疏说：
    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以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
    贾逵强调古文的《左氏》能够直接为汉朝统治服务，有利于巩固封建的纲常伦理控制；说《左氏》合于图谶，为刘氏天下提供了天命依据。这些都与今文《公羊》没有太大区别，同者“什有七八”，那么《左氏》也应该被立于学官。贾逵吸取了刘歆失败的教训，只正面宣扬《左氏》之长，而尽量避免“诋挫诸儒”，以减少今文学家的阻力。但是仍有《公羊》大师李育起而抗击贾逵。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李育“少习《公羊春秋》”，“知名太学”。他“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东汉一代今文经博士之一的李育，反而以重“理体”自诩而攻击古文经学“多引图谶”。建初四年，在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上，李育、贾逵二人再次展开论争。李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