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国时期的禅让学说及其流传等问题，近年随着郭店楚简和上博简的面世，引起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将上博楚竹书《容成氏》与郭店楚简《唐虞之道》联系起来做较为系统的考察，从而对于战国时期的禅让学说进行再研究者，还比较少见。本文尝试从《容成氏》和《唐虞之道》比较研究角度，对禅让问题作相关探讨。
    一
    由传统文献的相关记载和《容成氏》、《唐虞之道》的内容看，战国时期曾经盛行禅让学说。然而，分析两篇简文，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对禅让的阐述存在着不同的脉络，其思想内涵也并不完全相同。比较而言，两篇虽皆讲禅让，但《容成氏》讲古史传说多些，而《唐虞之道》则主要从理论的角度进行阐释。《容成氏》所述禅让，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
    首先，它对于禅让方式的阐述，是开列出三代以前的古史系统，强调在这个系统中，古之圣王皆相揖相让，“皆不受其子而授贤”。例如《容成氏》第10号简载尧之事谓：“以天下壤（让）于臤（贤）者，天下之臤（贤）者莫之能受也，万邦之君皆以其邦壤（让）于臤（贤）。”[1]（P257-258）在这里，《容成氏》并未明确讲出“禅让”，但它依靠讲古史的方法，说明不仅三代以前的先圣先君都授贤不授子，甚至万邦之君也是传贤不传子，从而在实际上肯定了禅让之事是古已有之的事实。同时，在其开出的古史系统中，三代以前之先君皆为典范，因此它隐含着希望后世君主效法尧、舜、禹等圣王而行“禅让”的意蕴。根据《容成氏》的有关记载可以推测，尧舜故事早已在社会中流传，战国时期，随着诸子托古风气日盛，尧舜故事也日益盛行。同时，托古的人们对于古帝的政治着力渲染，古史愈益向更古的古代延伸。因此，在《容成氏》中，尧以前的古帝就开列出21位，并且众多古帝无一例外皆授贤不授子。这就将古史与禅让联系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容成氏》实有超出儒家理论之处。儒家讲古之圣王以尧、舜、禹为范围，尧舜之前者多以为不可考见而不言及（注：从《大戴礼记·五帝德》篇的记述看，儒家讲五帝事是比较勉强的，故是篇载孔子语云：“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先生难言之。”）。而《容成氏》则从其所能知晓的最早的上古帝王讲起，事涉赫胥氏、乔结氏等，其第1号简并谓这些古帝“皆不受（授）亓（其）子而受（授）臤（贤）”，可见它所讲的古史远远超出了儒家所局限的尧舜之范围。
    其次，《容成氏》藉对理想社会的描绘论证了行禅让的必要性。简文对比三代以前与其后的景况，阐述了三代以前行禅让时的社会盛景，因而要求君主行禅让。《容成氏》第1-5号简记载，君王行禅让，则“上爱下，而一亓（其）志，而寝亓（其）兵，而官亓（其）才（材）”[1]。就是那些“喑聋”、“侏儒”、“偻者”、“瘿者”等残疾之人也各得其所而“不废”，因此，整个社会达到“不赏不罚，不刑不杀，邦无饥人，道路无殇死者”，“疠疫不至，妖祥不行，祸灾去亡，禽兽肥大，卉木晋（进）长”[1]的理想局面。在《容成氏》看来，如此美好社会的到来，其前提条件即是传贤不传子、行禅让。因此，依靠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容成氏》阐释了禅让的必要性。《容成氏》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与《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儒家的大同社会若合符节，显示出与儒家思想有相一致之处。
    总体来看，《容成氏》对禅让的倡导和叙述比较质朴，主要是藉古史的形式肯定禅让的可行性、典范性，并藉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渲染禅让的必要性，以启示当世君主尊贤、授贤。这说明战国时期在禅让学说的发展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藉讲述古史而进行宣扬的，它们本身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
    与《容成氏》不同，楚简《唐虞之道》是就禅让问题而进行理论总结的专篇，代表了战国时期比较成熟的禅让理论。
    首先，较之《容成氏》，《唐虞之道》的相关论述更为理论化、系统化。《容成氏》论述禅让，谓：“尧以天下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之能受也。”“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者）。”[1]上古文献，只讲天子禅让，《容成氏》却说不仅天子传贤，即使“万邦之君”也要传贤，推《容成氏》之意，则可见它更加强调“禅让”具有广泛性与绝对性。《唐虞之道》对于禅让绝对性的论述则更有理论高度：“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教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2]这段简文所谓“自生民未之有也”，与《容成氏》从其所能知晓的最早的上古帝王开始讲述禅让之事是一致的，只不过其理论色彩更加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