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容成氏》与《唐虞之道》所宣扬的禅让学说究竟在战国时期的思想界起到怎样的作用，其流布情形如何？战国中晚期，随着燕王哙、子之禅让的失败以及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禅让学说趋于沉寂。但是，关于禅让和尧舜禹的传说，仍然是学者们谈论的话题。荀子说：“夫礼义之分尽矣，擅（禅）让恶用矣哉？曰：‘老衰而擅（禅）。’是又不然。血气筋力则有衰，若夫智虑取舍则无衰。曰：‘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议也。”[5]（《正论》）庄子云：‘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6]（《让王》）韩非谓：“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3]（《五蠹》）荀子对“老衰而禅”的批评，庄子对“葆性”而不践天子位的肯定，韩非对尧舜行禅让的解释，很象是对《唐虞之道》所提倡养生、重性而行禅让理论的回应。这说明，战国后期禅让学说虽已沉寂，但其余绪仍在社会中流传，引起战国晚期思想家的反思。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容成氏》及《唐虞之道》对禅让的论述，似乎没有引起战国中晚期思想家的过多关注，甚至可以推测它们所阐述的内容，战国后期诸子并未及见（注：按照学者们的意见，《容成氏》与《唐虞之道》应成篇于燕王哙让位失败以前，当战国中期。）。对照传统文献，则可知战国中后期诸子谈论禅让，并无称引竹简内容，且诸子所论，不少与《容成氏》、《唐虞之道》的记述大不相同。如《容成氏》指出“尧以天下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之能授也，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者”，强调天子与邦国之君都应行禅让，《荀子·正论》却指出“有擅（禅）国，无擅（禅）天下，古今一也”，与《容成氏》所论全然不同。荀子还彻底否定了“老衰而禅”的说法，与《唐虞之道》之论截然相反。不仅如此，荀子还指出：“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不知逆顺之理，小大、至不至之变者也，未可与及天下之大理者也。”[3]（《正论》）且由荀子之语看，有关禅让的学说在荀子之时止于口传流行，并未有成书存在，否则，荀子当不至于对禅让作出如此猛烈的抨击。此外，战国中后期，诸子评述禅让，大多又回到尧舜故事的角度。如《庄子》记载了尧舜让王的故事，上引韩非子也是讲述尧舜之事，似乎对《容成氏》、《唐虞之道》中所论禅让理论并没有太多的回应。前已言及，《唐虞之道》的内容表明禅让理论已趋于成熟。然而，诸子所论禅让，为何却对其恝然置之，没有针对成熟的理论而发，又回到讲述尧舜故事的角度（注：《管子·戒》篇中的部分内容有与《唐虞之道》所论相一致之处，我们认为，在不能判定《戒》与《唐虞之道》关系的情况下，应将《戒》篇相关内容也视作对战国时期有关学说的总结。）？这其间的原因，已很难具体稽考。或许可以推测，《容成氏》与《唐虞之道》在其写成之后，即在比较小的范围内传播，其流传并不广泛，不久亦即失传，战国诸子因此无从称引。据此而论，如果说“禅让”理论在战国中晚期，谓其犹如昙花之一现，不崇朝而即萎谢，似乎也并不过分。战国后期，禅让学说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之外，然而，有关尧舜禹的故事却具有永恒的魅力，不仅成为诸子间长久的话题，而且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津津乐道。
    总而言之，《容成氏》与《唐虞之道》都是适应社会现实需要而出现的讲述禅让学说的专篇，它们各自代表了禅让学说发展的不同脉络。但从它们的流传以及禅让学说的发展情况来看，它们的理论和阐述并没有在此后的战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而尧舜禹的有关传说，则依靠着讲古史的方式，获得了比较广泛的传播，重新成为社会语境中的重要话题。然而这是人们认识古史的需要，而不再是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又物出版社，1998.
    [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顾颉刚。《尧典》著作时代考[J].文史，1985.（24）。
    [5]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王先谦。庄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