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唐虞之道》论说禅让，业已形成近乎完整的理论体系。是篇围绕“禅让”主题，按照严密逻辑，分层展开论述。首先，禅让具有道德意义。是篇以“至仁”、“至圣”来概括禅让，其第2号简谓行禅让是“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2]。全篇将禅让作为最高道德的体现，以此说明行禅让之君王德操的至高至大。这与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观念相符合。第二，倡导“仁义”双修，“爱亲尊贤”并重。但《唐虞之道》篇的“仁义”观念已与早期儒家所运用的道德范畴有所不同，这里的“仁”主要指血亲之爱，而“义”主要是有别于血缘亲情的一种伦理原则。《唐虞之道》写成的年代，宗法关系已经松动，代表血缘观念之“仁”与“义”所代表的尊贤、尊君观念产生对立。《唐虞之道》倡导“爱亲”与“尊贤”并立，其根本意义在于为冲破血缘的束缚，倡导禅让、尊贤而制造舆论。第三，是篇提出“时”“命”观念，强调命运与机遇在能否行禅让乃至整个人生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论述了在未遇时运情况下应有的“不以物累”的气度。第四，提倡“重生、养性”。《唐虞之道》指出养性于人而言极为重要。君主之所以行禅让，一方面是因为生命衰竭，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则是养性的需要。《唐虞之道》提出养性而行禅让的观点有其独特之处。总之，《唐虞之道》从四个主要方面进行论述，旨在强调“禅让”势在必行。《唐虞之道》对禅让的论述，既有从传统道德方面的肯定，又有基于社会现实而进行的思考，其理论不仅是对社会中传统观念的承继，更是面对社会变革、适应新的环境所进行的创造。
    综合言之，从《容成氏》与《唐虞之道》的对比中，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禅让学说的发展中存在着不同的脉络，《容成氏》与《唐虞之道》代表了诸多脉络中的两支。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可以探讨一下《容成氏》与《唐虞之道》的学派归属问题。
    首先，《容成氏》、《唐虞之道》与儒家关系密切。前已述之，《容成氏》对行禅让之后理想社会的描述、《唐虞之道》对君主人格的设定分别与儒家的大同思想、内圣外王之论相契合。此外，《唐虞之道》所论“虞舜笃事兮寞（瞽叟），乃弋其孝；忠事帝尧，乃弋其亲”的模式，也与战国时期儒家“移孝作忠”的思想相通。再者，《容成氏》与《唐虞之道》论述禅让、尚贤，都在人事的范围内讲述，认为尧、舜、禹之所以荣登天子之位完全在于其德操高尚而并非天命的安排。这一思路与儒家强调人事的理论一致。执是以观，其学说之大端、立论之根基，应为儒家学说。
    但是，《容成氏》与《唐虞之道》中的有些内容，又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抵牾。如，儒家讲古史强调“祖述尧舜”，而《容成氏》却将其古史系统延长到亘古之古代。此外，《容成氏》第21号简记载禹之时，“始行以俭：衣不鲜美，食不童（重）味，朝不车逆，穜（舂）不（毇）米，宰不折骨，裚表尊”[1]，对禹的记述与墨家尚俭节用学说很合拍。就《唐虞之道》而言，其所论述的“养性”观点，多少与道家养生理论相接近。它倡导的把握时机、利用机遇的“时命”观念又与纵横家有类似之处。基于此，很难判定它们即为儒家文献。在我们看来，战国中后期的思想界，既有百家争鸣又有百家融会，禅让学说应当是战国时期百家思想融会的一个典型。它以儒家思想为主，而在形成的过程中又吸收了其他各派理论如墨家、道家等。在这个意义上，《容成氏》与《唐虞之道》可以说是对战国时期流传于社会中的古史传说及禅让思想的总结。
    二
    《容成氏》和《唐虞之道》体现了战国时期禅让学说发展的不同情形，然而我们还不能够完全肯定两种学说孰先孰后，也无法完全断定两者之间是否有承继性、是否相互影响等问题，只能将它们视作战国时期禅让学说发展过程中两个不同的支脉。仔细考察两种禅让学说，可以发现，两者不仅在形式方面存在差别，在思想内涵方面亦存在不同。
    首先，二者所表现的“尚贤”观念并不相同。战国时期禅让学说的兴起与社会中盛行的“尚贤”理论相密合，禅让学说应是尚贤理论向一个特定方向发展的结果。《容成氏》、《唐虞之道》都有关于“尚贤”的论述。《容成氏》记载古帝“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尧“以求贤者而让焉”，“尧以天下让于贤者”，万邦之君“皆以其邦让于贤者”，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说明古之天子皆尚贤而让贤。《唐虞之道》则曰“尧舜之行，爱亲尊贤”，“尊贤故禅”，“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禅天下而授贤”，讲明尧舜尊贤而行禅让。可见，禅让学说与尚贤理论紧密关联。然而，《容成氏》与《唐虞之道》中的“尚贤”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容成氏》讲尚贤，一方面的含义是天子传位于贤者，如尧传舜；另一方面的含义，则是天子任贤使能，如尧考察贤才而任用之。其所谓尚贤，既包括天子禅让，又包括讲信修睦、选贤与能。而《唐虞之道》所讲的尚贤，则有特定含义，其谓“尧舜之行……尊贤故禅”，“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在这里，尚贤与禅让紧紧相连，尚贤已由普遍的尊贤使能转化为狭义的将君位传于贤者，尚贤的含义几与禅让相对等，与君主举贤使能没有太多的关联。因此，《唐虞之道》中虽有尚贤的表述，但它所说的尚贤强调的仅仅是君主让位，与禅让为同义语，与《容成氏》中广义的尚贤有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