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嵩焘的富强观
    “自强求富”是近代中国的一种进步思潮，但对“富强”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别。洋务派认为只要通过国家组织造船制器和经济活动，增强了封建政权的军事、经济实力，就算达到了“富强”的目的。郭嵩焘对此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张良俊著文（注：张良俊。郭嵩焘的“富强观”[J].福建论坛，1994,（2）。）认为，郭嵩焘的“富强观”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厘正治国之本，这就是振肃纲纪、刷新吏治；而在“其本未遑”的情况下，不妨“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郭嵩焘的“富强观”、“重商”主张，主要反映在他光绪元年上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一折中，张良俊撰写专文对这一奏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肯定了它的思想价值。“它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出现，另辟了一个源头。”（注：张良俊。论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的思想价值[J].江西社会科学，1994,（4）。）吴义雄则从洋务运动批判者的角度，论述了郭嵩焘对“富强”的理解：依靠广大商贾的力量，使民族经济发展起来，这才算得上真正的富强。国家在这中间要做的，只是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政治上的保证（注：吴义雄。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J].学术研究，1990,（2）。）。由于郭嵩焘十分重视商人在发展近代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又反复呼吁封建国家要摆正并改善与商人的关系，使得有学者自然而然地将郭嵩焘的这一思想归入到近代“重商富民思潮”的范畴中，并称郭嵩焘的重商主张是“中国知识界和政治界价值观念的一次重大更新”（注：丁伟志等。中西体用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22。）。
    二、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精通传统文化，又了解洋务，对西方文明做过实地考察，这为他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进行评价和对比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他高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反对再以夷狄看待当时的西洋各国，承认“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尽善尽美，但从整体上却要优于中国文明。这就打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的“夷夏观”、“体用观”、“道器观”、“本末观”等等。对此，学术界基本没有什么争议。庞世烨不光考察了郭嵩焘的中西文化总体观，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从宏观上、总体上最早认识到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先进的人”。而且对郭嵩焘从中西文化器物、理论和制度、心理三个层面所作的微观比较，给予了肯定，认为这些比较分析是深刻的，他的思想“启迪着后起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们”（注：庞世烨。郭嵩焘中西文化观初探[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3,（5）。）易惠莉则认为，近代中国最早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郭嵩焘不是第一人，早在1861年，冯桂芬就曾对中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进行过比较。但郭嵩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则在广度、深度乃至意识的清醒上远远超出冯桂芬”。接着该文具体从中英两国的道德、中西政治体制、中西政治统治、中西科学与教育四方面阐述了郭嵩焘的中西文化比较观。“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的中西文化比较观，对于近代中国人实在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启蒙。”（注：易惠莉。论郭嵩焘的中西文化比较观[J].学术月刊，1987,（10）。）吴祖鲲在论述了郭嵩焘对夷夏之辨、体用观等的基本态度和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基本认识之后，得出结论说，郭的思想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注：吴祖鲲。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西学东渐”中的郭嵩焘[J].社会科学战线，1995,（2）。）。丁伟志等人更是认定，郭嵩焘“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主张“在中国近代文化交流史上是石破天惊的创见”（注：丁伟志等。中西体用之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20。）。
    三、郭嵩焘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钟叔河认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包含两个基本点：“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办洋务必先“通其情，达其理”。这种“通情达理”就是赞成开放，赞成向外看，赞成进步（注：钟叔河。论郭嵩焘[J].历史研究，1984,（1）。）。王栻等人认为，郭嵩焘虽然对外支持李鸿章执行妥协投降、一切主和的外交政策，但其“主张尽量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思想，却是非常进步的”。而且其主和的外交思想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只想国家能够得到和平的稳定的环境”（注：王栻、孙应祥。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J]，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3）。）。崖丽娟试图区分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和他的外交思想，前者即“通情顺势达理”、“区分本末相辅以致富强”的思想，而其外交思想虽然与李鸿章等人的主和外交有许多相似之处，但郭嵩焘却绝非李鸿章一样是买办外交官，且其多年的外交活动中，“也无卖国劣迹”。两种思想是“一而二，二合一的过程”，“洋务是外交的基本思想，外交观则是洋务观的外在延伸。”（注：崖丽娟。郭嵩焘洋务思想新论[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2）。）曾永玲指出，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和其他洋务思想家相比有四大特点：（1）对西方由表及里有全方位认识；（2）对封建专制与传统文化的全面怀疑；（3）对封建社会“人心风俗”的尖锐批判；（4）反对一切对外战争（注：曾永玲。郭嵩焘思想简论[J].史学集刊，1989,（4）。）。郭嵩焘出使英法，不仅推动了国人外交观念的进步，而且也加快了近代中国外交体制的建设进程。通常论及郭嵩焘的出使，多是叙述其缘起、经过以及因出使而引发的风波，而对其具体的外交活动及成就则较少涉及。熊月之详述了郭嵩焘在出使过程中做的奏请设立领事馆等10件实事，指出郭嵩焘在两年的公使生活中，虽无彪炳煊赫的建树，但总的说来，郭嵩焘“称得上是一位有胆略、有见识、肯办事的爱国外交家”（注：熊月之。郭嵩焘出使述略[J].求索，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