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80年代后期，吴于廑的历史观点在史学界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以吴于廑为顾问、湖北湖南七院校历史系教师集体编写的5卷本《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史》就体现了宏观整体的世界史观。另如马克垚主编的《世界历史·中古部分》虽然是断代史，但也体现了这种观点。（注：《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1990年；马克垚：《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中国学者王正毅在沃勒斯坦教授的指导下写出《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一书就体现了世界体系的思想，而后来的《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一书，则全面论述了世界体系论的理论与方法。（注：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该书不仅论述了世界体系论的兴起，全面介绍了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和方法，阐述了世界体系论的影响和争论，而且还对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沃勒斯坦亲自为该书写了序言。他说：“世界体系分析呼吁超越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社会科学，那将是全世界学术界的共同成果，它根植于世界所有主要地区，并在世界各地根深叶茂。这将使我们能够摈弃任何学者个人，甚至任何学者群体的著作中必然持有的各种偏见。中国，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传统以及世界1/4人口的国家，在建构21世纪新的社会科学中肯定起核心作用。”（注：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序言第2页。）
    二、“长时段”理论
    “长时段”理论是年鉴学派的重要理论。第二代核心人物布罗代尔在他的成名之作《地中海和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首先运用了这种理论，1958年在他的著名论文《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又专门提出这个问题。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兰西的特性》等著作中也体现了这种思想。他反对用单一的时间量度衡量历史，提出了三种时间层次：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长时段是以世纪作为基本度量单位，历史学家可以从该时代的地理环境、气候、人口的变化、人们的心态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中来观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结构中的变动。此后，“长时段”与“结构”的概念成为法国战后历史学的重要概念，影响了整整一代史学家，年鉴派的一些史学名著就是在“长时段”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
    “长时段”理论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的问题，它体现了法国年鉴派史家对整个历史学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历史学是所有可能的历史的总合，是“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角度出发的考察集成。”布罗代尔说得好：“难道历史学作为不同时间观念的辩证法，不正是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了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实在，从而就解释了过去也解释了现在么！”（注：布罗代尔：《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17页。）他提醒历史学家：不要仅仅从事短时段的思考，把今天的头条新闻看成是时代的典型特征，更要注意那些“在沉默中运动着的东西”，因为它“标志着某些在长时间内一直存在的和只是缓慢地衰亡着的特定实在，一些特别长命的结构，已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
    在中国学者逐渐接触了年鉴派的理论以后，“长时段”的理论便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内影响更大，可以说这种总体史观对于中国社会史范式的建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学者们认为，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史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可以研究社会结构在长时段里面的根本特点，从而对于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晁福林《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副标题即明确表明是“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个考察”。作者认为，“长时段”理论对于先秦社会形态乃至整个中国古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所论证的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就是一个“长时段”的问题。他认为，对于社会形态的问题，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众说纷纭，而其根本所在，应当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而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应当是与编户齐民时代相对应的一个漫长的时代。它滥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过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有了充分的发展，至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大量涌现宗族，氏族时代进入了新阶段，氏族时代在战国时期临近尾声，秦王政统一六国标志着氏族时代的终结。作者把“氏族时代”作为一个“长时段”的问题来研究，这样就抓住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说，“氏族时代”与由野蛮向文明迈进不相联系，这是与西方古代社会不同的，即野蛮与文明的分界并不是氏族时代结束的标识，在中国古代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氏族不仅长期存在，而且还有发展。（注：晁福林：《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晁福林所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然而，作者运用“长时段”的理论进行的探索，确实是开辟了认识这个问题的一条新思路。
    这种长时段的观点给了中国学者很大的启示，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一批富有新鲜气息的史学论著在近年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
    三、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促进我国现代化史学研究
    现代化的研究首先兴起于西方，我国学者在进行现代化研究特别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研究中，自然要借鉴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理论。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为基础的美国现代化理论，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英格尔斯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理论，以及对西方主流发展理论提出挑战和背叛的普雷维什和多斯桑托斯等人的依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都是现代化研究者关心的理论。罗荣渠曾主编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撰写的论文集《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研讨》；此外，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布莱克选编的论文集《比较现代化》，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等也与中国读者见了面；谢立中、孙立平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则使人们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了更广泛的了解。
    美国学者布莱克的现代化理论受到我国学者特别的关注。罗荣渠指出：布莱克理论的一大特色是把现代化的社会现象归结为世界历史范畴，高屋建瓴，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进程中提出现代化的问题。布莱克采用比较史学方法对现代化进程进行全球性的历史透视是他的著作的重要特色。在《现代化的动力》中曾对全世界175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状况进行分析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