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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社会科学战线 来新夏、莫建来 参加讨论

    

“张勋复辟”是一个为人熟知而又论述不够准确的老问题。60年代初章开沅等曾进行过较全面的评述(注:章开沅、刘望玲:《民国初年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江汉学报》1964年第4期; 刘望玲:《张勋与“丁已复辟”》,《历史教学》1964年第6期;章开沅、刘望龄:《论张勋复辟的历史机缘和失败的必然性》,《新建设》1965年第3 期。)。80年代初焦静宜又旧题新作,对复辟的诸种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次复辟活动既有张勋本身顽固的封建观念,也有当时社会上封建势力的基础影响,以及各派军阀的争斗和帝国主义怂恿等方面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的张勋复辟,就不再是历史给予这一介武夫的偶然机遇,而是使人由此透视到辛亥革命后的社会面貌(注:焦静宜:《论“张勋复辟”》。《学术月刊》1984年第6期。)。
    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分裂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这次战争“冷战”长达二三年,而“热战”不过五天时间,便以直胜皖败的结局而告终。这一戏剧性的结果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王华斌从直皖人心向背和战略技术得失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了直系大胜、皖系大败的原因(注:王华斌: 《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 《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而章伯锋认为造成皖系在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因迫于英美的压力而未公开支持皖系(注:章伯锋:《直皖战争与日本》,《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莫建来则从奉系军阀的角度对战争爆发原因与结局进行了论述,认为直皖战争虽是直皖两派军阀长期存在并日趋激化的矛盾和纷争的必然结果,但奉系军阀的居中挑拨、推波助澜以及直接出兵参战,对战争的发生及其结果无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注:莫建来:《奉系军阀与直皖战争》,《学术月刊》1989年第 9期。)。至于这次战争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多数论者认为这是一场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战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削弱了北洋军阀控制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外交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独立和进步(注:王华斌:《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这种分析应该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直皖战争使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之间,尤其是直皖两系间的力量消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标志了北洋军阀史上的一个时期即段祺瑞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基本结束。
    发生于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虽同为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的军事较量,但战争结局却大不一样。不少论者对这两次直奉战争出现不同结局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如苏有全从人心向背、军队素质、战略战术和外交背景四个方面,对第一次直奉战争出现直胜奉败结局的原因进行了论述(注:苏有全:《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而李军、 娄向哲、郁慕湛等人则分别对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的败因问题作了具体分析(注:李军:《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失败的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娄向哲:《论第二次直奉战争》,《史林》1987年第4期;郁慕湛:《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的政治原因》,《河北学刊》1987年第2期。)。其中李军的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 他认为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惨遭失败,既有深刻的内在根源:(一)内部激烈的矛盾斗争与分化,(二)严重的财政危机,(三)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造成了有利于反直力量的客观形势;又有复杂的外部原因:(一)直系军阀残酷镇压人民运动和曹锟贿选等丑恶行径使其成为全国各界人民反对的最主要的敌人,(二)反直同盟的形成,(三)国际背景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对这两次直奉战争进行了比较研究。如俞辛?(原字火右加享)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一文中,具体分析了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的不同态度与表现,由此对奉系军阀在两次战争中的不同结局作了颇具说服力的诠释(注:俞辛:《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5期。)。 而丛曙光《两次直奉战争结果迥异之剖析》一文,则对直、奉两大军阀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的政治得失、军事形势(包括战前准备、士兵士气、武器装备及军事部署等)、财政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等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作了对比分析,得出了两次直奉战争不同结局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结论(注:丛曙光:《两次直奉战争结果迥异之剖析》,《辽宁大学学报》1994年第 4期。)。同一交战双方两度交手,而结果迥异,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这方面研究的深入,无疑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军阀混战爆发原因、结局及特点等的认识。
    “北京政变”是北洋军阀走向衰落的标志之一,一直是热门题目,但往往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有忽高忽低的评价。关于这次政变的性质,主要有以下三种分歧意见:(一)“首都革命”说。这是早期研究这次政变的一般观点。(二)武装政变说。这是80年代以后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可以王宗华、赵晓天两人的文章为代表。王宗华认为从政变中冯玉祥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实际行动来考察,这次政变既不是一次革命,又不是反革命的,而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性质的武装政变(注:王宗华:《试论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赵晓天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活动,既有倾向国民革命、采取激进行动的一面,也有软弱动摇和持有改良主张的一面,因此,其性质“应该说是一次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良性质的军事政变(注:赵晓天:《冯玉祥北京政变新探》,《西北大学学报》(哲社)1988年第3期。)。 (三)直系军阀内部权力斗争说。如有论者认为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原因既不是不满于曹锟、吴佩孚所实行的”大政方针“,也不是不满于军阀割据混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更不是受孙中山影响和革命形势推动而发动的,而是与曹、吴因权势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矛盾而导致的必然结果,而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各种势力的联合反直及战争本身都给冯提供了发动政变的条件和机会。”那种把北京政变说成是冯玉祥受孙中山和国民革命影响和推动的一场推翻直系的进步运动的说法超越了一定的历史范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注:王红勇:《北京政变性质与原因新探》,《学术月刊》1986年第7期。)。这一观点虽应者寥寥, 但从冯玉祥思想发展和活动的全过程以及北京政变的历史条件来看,应该说有它一定的合理成分。关于北京政变的历史作用,多数论者给予了较高的肯定性评价,认为政变给当时最强大的直系军阀以沉重打击,削弱了根深蒂固的北洋军阀势力,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对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日后的北伐战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驱逐溥仪出宫,则从根本上铲除了复辟祸根,使封建顽固分子的复辟梦想最终破灭(注:刘敬忠:《冯玉祥北京政变初探》。《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王宗华、 赵晓天也基本持相同观点。)。但也有不尽一致的意见,如有论者在对冯玉祥武力驱逐溥仪出宫事件的评价上,就对”这一行动铲除了复辟祸根,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的观点提出了疑义,认为”这个评价不仅过高,而且完全忽视了这一事件所产生的恶果,即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拉拢、利用溥仪的机会“。能否把溥仪后来投靠、依附于日本归咎于北京政变,显然还有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必要,但文章提出”当时中国的复辟祸根不仅表现在小朝廷的存在和仍居紫禁城中,更主要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还深存于人们的头脑中,这是复辟祸根的思想基础“,因此,”不能认为驱逐溥仪出宫就等于铲除了复辟的祸根“(注:喻大华:《重评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事件》,《学术月刊》1993年第11期。),这一观点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4、北洋军阀的覆灭时期
    

从1926年7月北伐开始至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是北洋军阀集团的覆灭时期。关于北洋军阀覆亡的历史,一直没有一部专著予以全面、系统的阐述;间或有著作涉及这一段历史,亦多为叙述国民革命军之北伐而连带叙及北洋军阀的失败与灭亡。论文方面则有一些零散的成果,多少弥补了有关北洋军阀覆亡史研究几成空白的缺憾。韩信夫《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上、下)》一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了简要而系统的叙述,从中可得北洋军阀覆亡的梗概(注:韩信夫:《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上、下)》,《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1期。)。习五一《论一九二七年奉吴河南战争》一文通过对1927年春奉吴河南战争的具体研究,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认为这场战争虽然仍属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但从全国战场上综合考察,仍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即它牵制了直鲁联军,使其不能全力以赴地支援孙传芳与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决战,减轻了当时北伐军主要战场上的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它加速了北洋军阀的最后崩溃(注:习五一:《论一九二七年奉吴河南战争》,《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 而刘曼容《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一文则把北伐战争分为南北两个战场,即从广州誓师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进行作战的南方战场与冯玉祥国民军在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进行作战的北方战场,并具体分析了国民军北方战场的发展进程及其在与南方战场呼应配合、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行方面的巨大作用,从而为研究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或北洋军阀迅速崩溃提供了更开阔、更合理的思路(注:刘曼容:《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1928年12月29 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集团的最后覆灭,学术界基本肯定”易帜“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认为此举结束了奉系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使中国由南京政府统一起来,这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和进步作用(注:潘喜廷:《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易帜》,《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 也有论者认为此举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前提下维护了东北集团的利益,增强了张学良的权力地位(注:杜连庆:《东北易帜:南北妥协与对日战争》,《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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