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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物是历史长卷中的重要角色，也是历史研究中浓墨重彩的凝聚点之一。北洋军阀人物虽然在近现代政治舞台上只不过扮演了让世人唾骂的丑角而已，但由于他们曾一度居于历史制造者与拨弄者的地位，因此，在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中，北洋军阀人物的研究也是格外引人注目。 对北洋军阀创始人和总头目袁世凯的研究，曾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80年代以前，袁世凯一直在”窃国大盗“的帽子下幌动。1980年李宗一的《袁世凯传》面世，虽然作者尚未完全摆脱传统成说，称袁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但该书注重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可谓是以基本史实研究、传述袁氏一生历史的开山之作。最后，又有胡柏立《袁世凯称帝及其灭亡》、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著作相继出版，为袁世凯的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的论文成果也较多，且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论题范围广，举凡袁世凯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问题和细微末节均有专文予以具体论述和缜密考证，而且文章所探讨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军事等方面，不少论者开始将研究视野扩展到财政、经济、交通等重要领域，并有一定突破。（注：沈家五：《从农商部注册看北洋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刘桂五：《”交通系“概述》，《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张学继：《论袁世凯政府的工商业政策》，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朱宗震：《袁世凯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 1989年第 2期。 ）二是对袁世凯的评价有一定变化。 不少论者对袁世凯在内政方面的建树，如在晚清新政及民初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某种程度上的肯定（注：侯宜杰、任恒俊：《袁世凯”新政“评议》，《河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1987年第1期；参阅沈家五、刘桂五、张学继、朱宗震等人的文章。），对其外交上的”卖国“行为，如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等，也试图从”弱国无外交“的角度，给予合乎情理的解释（注：张神根：《对国内外袁世凯研究的分析与思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3期。）。如前所述， 有论者对袁世凯”窃国“这一早已盖棺论定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并以大量事实为袁摘了帽，表明对袁的评价在思想上有较大突破。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论者对袁世凯的阶级归属问题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如韩明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一文中认为，袁世凯与孙中山、张謇一样，同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范畴，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转变成资产者“的道路不同。其根据是：“他们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他们有共同的追求目标--救亡图存，使中国富强。这就使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或粗或细的共同利益纽带。但他们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程度和时序迥然各异，各自的社会地位也千差万别，使他们走上互相冲突的政治道路。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各层次的矛盾的运动基础。”（注：韩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这一观点尚无多少人响应与支持， 因为如果说北洋军阀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争斗只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矛盾运动，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力量和对象又将是什么呢？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集团中仅次于袁世凯的二号角色，也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其人专横独断，刚愎自用，特别是在祸国媚外方面较其他军阀尤为明目张胆。不少论者对段祺瑞执政期间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认为段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由武装侵略逐渐转变为政治拉拢和经济渗透的得力走卒（注：庄鸿铸：《试论段祺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政策》，《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近年来对段祺瑞的研究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新问题不断有人提出与涉及，老问题也每每有新的认识与评断。如对段祺瑞奠定了一生事业基础的参与北洋建军问题，过去没有专门文章予以探讨，莫建来《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一文对段在北洋建军中三个方面的主要活动，即督练北洋新军、主持各类军事学堂和厘定、编译各种练兵章制、操法、兵书等作了具体的论述，并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认为“如就中国的军制因此摆脱了过去落后而陈旧的状态而言，段祺瑞这三方面的活动的作用及其在北洋建军史上的地位，诚然应予肯定。但如就主要因军队的私有化所造成的民初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阢陧不安而言，段祺瑞也实难辞其咎”（注：莫建来：《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对段祺瑞“三造共和”的评价问题， 是常引起争议的焦点。单宝认为段祺瑞几次“能够在关键时刻主张共和、反对帝制，我们应当肯定，对他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也应当承认，否则，是不公允的”；并认为他在清末民初主张共和、反对帝制以及不参与洪宪帝制、反对张勋复辟等等，并非出于侥幸，而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注：单宝：《段祺瑞“三造共和”平议》，《安徽史学》1984年第5期。）。 丁贤俊对此也基本持肯定态度（注：丁贤俊：《论段祺瑞三定共和》，《历史档案》1988年第3期。）。而李开弟、 徐卫东等人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三造共和”不过是段祺瑞的自我吹嘘与标榜，是他“在清末民初为个人的权势和独裁而采取的政治手段，毫无真正拥护共和而言”（注：李开弟：《段祺瑞“三造共和”评述》，《安徽史学》1986年第1期；徐卫东：《段祺瑞“三造共和”之真象》，《复旦学报》1987 年第3期。）。意见不一的关键在于双方采用了不同的价值尺度， 不同的评判标准，即一方重主观动机，一方重客观效果。其实，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历史人物也并非可简单地用一种标准来进行准确地把握的。全面辩证地分析段祺瑞在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这三个与“共和制”命运攸关的重要事件中的活动表现，则评价所得可能会更客观、更真实。对段祺瑞执政时期所积极推行的参战问题，过去曾简单地将它归结为“府院之争”而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有论者对此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中国对德绝交和宣战是有理有利的”（注：袁继成、王海林：《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是顺应当时历史潮流， “出于现实和长远经济、政治利益”考虑而作出的“唯一必要的选择”（注：吕茂兵：《中国参加“一战”缘由新探》，《争鸣》1991年第1期。）。史学界目前对段祺瑞的评价尚有较多分歧说明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入。 张作霖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80年代以前，看法基本一致，认为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大搞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因此，是一个“反动的军阀”（注：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80年代后，随着有关研究的深入，对张作霖的评价较以前有所提高。如对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问题，就有人对张一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双方关系的真实情况是既有勾结利用的一面，又有矛盾冲突的一面（注：潘喜廷：《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学术与探索》1980年第2期。）。 更有论者认为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提出的侵害我国东北主权的要求采取抵制与抗争态度，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这一行动在客观上却是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事业的”，对于他这种维护国家主权的表现，不应因人废事，而应“予以肯定的评价”（注：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另有论者认为张作霖不仅在镇压“宗社党”复辟、统一东北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在与日本关系问题上亦不是甘心当汉奸出卖东北，而往往采取拖延的办法，表面敷衍，因而引起日本的不满，他之不见容于日本侵略者而被害，“是应该得到人们谅解的”（注：丁雍年：《对张作霖的评价应实事求是》，《求是学刊》1982年第5期。）。从张作霖后期与日本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情况来看，这一观点较之以往张是因失去利用价值而为日本抛弃的看法（注：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似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实。张作霖早年寄迹草莽，这一经历对其一生发展以及特有的军阀个性的形成有着极大关系。潘喜廷根据地方档案资料与方志资料，比较系统地论列了张氏自1899-1911年间经营辽西十几年的概况，从而弥补了以往对张作霖早期历史发掘较为薄弱的不足（注：潘喜廷：《张作霖在辽西的发迹》，《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1期。）。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后起之秀，特别是20年代以后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他的研究，除蒋自强等编《吴佩孚》一书外，尚有多篇文章给予了专门介绍或论述，谢本书《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一文对吴佩孚由北洋军的一员悍将而一变为西南军阀的“盟友”这一转变过程进行了研究，文章根据1919年吴与西南军阀签订的军事密约及对1900年西南军阀“联直制皖”策略的考察，认为吴提出“救国同盟条件”这一军事密约的目的，是要“北以共同对付皖系军阀，南以排斥孙中山，镇压革命”（注：谢本书：《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这一方面反映了吴佩孚的政治本质与政治野心，同时也说明他后来能成为“八方风雨会中州”的重要人物绝非偶然。蒋自强《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一文对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排兵布阵、指挥作战等作了专门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颇著声名的军事谋略才能的一般情况（注：蒋自强：《从第一次直奉战争看吴佩孚的军事谋略》，《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而宋镜明《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一文则具体分析了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乘机再起的情况。当时控制北京政权的奉系已成为北方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因而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而吴佩孚再起后立即由联孙（传芳）反奉转向联奉反冯（玉祥），在英、日帝国主义策动下结成直奉军阀的反革命联盟，并以“讨赤”为名，联合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进攻，致使国民军在河南、山东溃败（注：宋镜明：《论吴佩孚的再起与直奉联合对国民军的进攻》，《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这一段史实清楚地暴露了吴佩孚为达其目的而不惜投靠各种反革命力量的面目。在对吴佩孚的研究中，有关其晚节的评价曾一度引起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吴佩孚在日本的劝降面前没有出山，这一表现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称赞并应予肯定的”（注：吴根梁：《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之说， 认为吴是日本中意的对象，他之最后死于日本人之手，是因其讨价还价引起不满而被杀一儆百（注：梁荣春：《“吴佩孚拒当汉奸保晚节”异议》，《学术论坛》1984年第2期。）。 由于当时日本与吴佩孚间的接触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就为弄清个中真相并给予恰当评价带来了一定困难，这是在此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的主要原因所在。我们认为，对吴佩孚的晚节问题应注意以下两点：（1）吴最后没当汉奸事实俱在，这应是评价其晚节的立足点。（2）吴受忠、孝、节、 义等封建纲常伦理思想熏染至深，晚年更是醉心于《循分新书》、《正一道诠》、《明德讲义》等书稿的著述，试图以封建伦理道德挽救世道人心，这一思想认识基础在考察其晚节问题时应给以一定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