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川安司《朱子哲学论考》[106]共分五部分：《主体与客体》、《四书集注的形而上学》、《朱子学的周边》、《流向阳明学》以及《附录（庄子研究）》。该书的创见主要集中在对《四书集注》的解释上。比如在《朱子哲学における物の意義》（《物在朱子哲学中的意義》）中论述物与事的关系时，对《大学章句》的朱注“物犹事也”、“知犹识也”两处训诂的分析，又如《論語集注に見える天の解釈》（《〈论语集注〉所见对天的解释》）一文对天与理的关系的诠释，都非常精辟简明。重视《朱子语类》，可谓当代日本的朱子研究的特色之一，而本书所收的《〈朱子语类〉杂记》[107]一文即其滥觞。又，日本学者对于《四书集注》所做的研究不是很多，此书在这些意义上也可说是重要的存在。通观全书，没有丝毫的护教色彩，也不援用任何的西方概念，可谓纯儒之书。
    1981年，出版了汤浅幸孙的《中国倫理思想の研究》[108]。与京都大学的历代中国哲学史教授不同，汤浅善于运用西洋哲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思想。汤浅精通德国哲学，尤其受黑格尔与韦伯的影响较大。他在本书中，用韦伯的“存心伦理”[109]（Gesinnungsethik）与“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两个范畴来解释中国思想的伦理规范。汤浅认为，与西欧思想史相比，中国思想史的一大特征就是排斥“存心伦理”。此书的贡献，在于确定春秋公羊学与朱子学的伦理属于“存心伦理”。虽然近年有些大陆与台湾的学者将春秋公羊学与朱子的伦理学判定为“责任伦理”，但笔者的看法与汤浅完全一致。汤浅还有一个创见是在“存心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外，提出“世间体伦理”的范畴，用以解释说明东方伦理的道德规范。小说与笔记作为思想史的材料，同儒教经典一样受到了作者的重视，堪称本书的一大特点。
    《中国思想における理想と現実》[110]乃冈田武彦多年来撰写的论文合集。二十六篇论文中有五篇专论朱子，特别是《朱子と智藏》（《朱子与智藏》）与《朱子の智藏説とその由来および継承》（《朱子的智藏说与其由来及继承》）两篇承袭了江户时代的朱子学者山崎暗斋（1618～1682）的学说，提出了“智藏”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与意义。虽然冈田的基本立场乃阳明学，但难得的是其于朱子亦能作同情之了解，行论中并无门户之见。冈田后来致力于儒教精神在现代的应用，堪称日本的“新儒家”。久须本文雄（1908～1995）的《宋代儒学の禅思想研究》[111]则探讨了周敦颐、二程、张载、程门诸子、朱子、陆象山与禅学的关联，由于作者是佛教信徒，因此书中的结论多有附会牵强之处，但本书在资料方面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关于四书学，佐野公治（1936～）撰有《四書学史の研究》[112]。全书分七章：分别为《序章》、第一章《四书学的成立--朱子的经书学之构造》、第二章《围绕着宋元时代四书学的政治、思想状况》、第三章《〈大学〉观在朱子之后的变迁》、第四章《四书注释书的历史》、第五章《〈四书评〉的历史》、第六章《晚明的四书学》、第七章《科举与四书学》、《附录》。可以看出佐野此书的重点在于朱子之后至明末为止的四书学的成立与展开，这一部分的确写得精彩，但笔者最感兴趣的是第一章中的几段论述。佐野通过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中的“表里精粗无所不到”一语的分析，认为朱子的思维方式乃“一而二，二而一”，朱子解经的态度由个别视点与统一视点构成。前者是切合经文，实证、客观地解明经旨，后者则是从经书中把捉圣贤的普遍性精神，而两者犹如一物之表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朱子最大限度地承袭了“述而不作”的儒家传统，同时贯彻了冷静的客观主义、批判主义而树立了独自的注释体系。本书忽视了北宋四书学与南宋之间的连续性，可能是一个缺憾，但在相关领域中，此书无疑是最重要的研究之一。
    关于朱子的传记研究，佐藤仁撰有《朱子--老い易く学成り難し--》[113]。翻译方面，友枝龙太郎分“诗”、“奏劄”、“书简”、“杂著”、“公移”五类，选译了一部分《朱子文集》[114]。友枝的弟子高畑常信（1941～）翻译注释了《延平答问》[115]。由于篇幅所限，高畑只翻译了朱子编辑的《正编》，没有收入《后录》与《补录》。宋史专家梅原郁（1934～）出版了《宋名臣言行录》的节译本[116]，进藤英幸（1929～）则选译了《伊洛渊源录》的一部分[117]。此外，小泽正明（1921～）出版了《朱熹集注论语全译》[118]。
    在文献索引方面，以山井涌为中心的东京大学朱子研究会编纂了《朱子文集固有名词索引》[119]。本书乃大型索引，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总共动员了二十余人，前后跨越十七年制作的卡片终于得见天日。本书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为底本，将文集中的固有名词分为“人名”（字号）、“地名”、“官职名”、“王朝名”、“国名”、“年号”（干支）六大类，是迄今为止最详尽的朱子文集索引。入矢义高（1910～1998）的弟子盐见邦彦（1941～）则据台北正中书局与京都中文出版社影印的明刊本《朱子语类》，编纂了《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120]。
    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开始逐渐重视中国大陆与欧美的研究，比如清学专家山口久和（1948～）翻译了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1919～）的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121]，与该书的中译本[122]不同，日译本[123]附有详细的“译者注释”，这可以说是日本学界的一贯作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纯夫（1958～）在研究朱子时[124]，对朱子书简的撰作年月做了全面的考证，但迟迟没有将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后来由于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125]的出版而搁浅。这说明日中学者在这一时期，曾抱有相同的问题意识。1980年代，标志着朱子学研究进入了“国际朱子学”的时代。
    五、1990年代的研究此一时期，中国大陆在宋代道学的文献整理方面，出版了《周敦颐集》[126]、《蓝田吕氏遗著辑校》[127]、《崇正辩·斐然集》[128]、《张栻全集》[129]等。关于朱子的文献，则整理点校了《朱熹集》（全十册）[130]、《大学纂疏·中庸纂疏》[131]、《朱熹年谱》[132]等。束景南（1945～）出版了《朱熹佚文辑考》[133]与《朱子大传》[134]。辞典方面，则出版了由董玉整主编的《中国理学大辞典》[135]。那么，日本的朱子学研究有什么变化呢？
    首先在思想研究方面出版了两部重头专著：三浦国雄的《朱子と気と身体》[136]与木下铁矢（1950～）的《朱熹再読--朱子学理解への一序説--》[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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