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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土田、小岛纠缠于周程传授真伪的作法，无非是舍本逐末而已。笔者以为，周程授受的问题，由于资料太少，无法深究，也无需深究。而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朱子究竟是如何看待“授受说”，以及为何如此重视周敦颐并强调“授受说”。关于前者，《朱子语类》记载了以下一段朱子与弟子之间的对话，“问：‘伊川何因见道？’曰：‘他说求之六经而得，也是於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了。’[189]”朱子认为伊川在为学的大方向上受到了周敦颐的决定性影响，其自身的学说则求之六经而得。可见朱子眼中的“授受说”并无丝毫神秘性可言。另外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朱子不仅是思想家，同时也是思想史家。思想史家的主要工作是在于分析与评价，评价即价值附加、意义追认的过程。朱子彰显周敦颐的地位，并非全因为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而是注重其学术内涵与道学的内在脉络而为之。早年朱子就接触到了周敦颐的著作，并与李延平讨论过《太极图说》中的具体问题[190]，直到后来注释其书、显扬其地位，其中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191]。在《太极图说》与《通书》中，朱子找到了宇宙论、性命论的形而上学的儒教理论根据，并能契入其中，阐述光大。平心而论，周敦颐的“圣人可学”说、寻孔颜乐处说等均直揭道德本体的创造性根源，开道学八百年之先河。而新儒教之所以为新，正在于此。又，思想史家所作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主观性成分，思想史评价（历史评价）有时甚至是超越于史实自身的。朱子遍注诸经，并对“道统”做了重新的界定与诠释，赋予其新的价值与意义，这些都涉及到了“解释性”评价的问题。但是，不能就此说朱子制造“神话”、“欺骗”世人。若持之有据，否定一种学说是可以的，但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地怀疑否定一个人的人格。土田、小岛的研究态度，是否还是潜在地受到了津田左右吉一流的中国研究的影响呢[192]？ 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当今日本中国学界确实有一股暗流，从关东到关西，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所研究的思想及思想家没有任何价值，自身所作的“学术研究”才真正有价值。这些人的作法，不禁令人想起当年安田二郎对津田左右吉的批判--对于思想或思想家过于否定、过于怀疑[193]。这种“客观冷静”的科学态度，充满了对研究对象的漠然甚至鄙视，并时时流露于文字之中，比津田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这种“倒错”的研究态度，使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陷入了一个严重的危机，近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量大质低，表面花哨热闹，实际空洞无物。立足于这种研究态度的朱子学研究，彻底站在了战前“崇朱”的汉学派的对立面上，实际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而不自觉。作为思想史研究者，我们可以不尊敬研究对象，但不能不尊重研究对象。今日，是否到了应该对这种“倒错”的态度彻底返躬自省的时候了呢？ 吾妻重二与土田一样，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同出楠山春树（1922～）门下。吾妻曾于1980年代初留学北大两年，是日中恢复邦交后首批赴华的留学生。《朱子学の新研究--近世士大夫の思想史的地平--》共分三部：《绪言》，第一部《朱子学之前--北宋时期的儒教及其展开》，第一篇《周惇颐〈太极图〉的考察》、第二篇《士大夫的思潮》。第二部《朱子学的思想》，第一篇《朱子学的基本概念》、第二篇《易学理论与世界观》、第三篇《朱子学的方法》、第四篇《政治实践及其思想》。第三部《朱子学杂纂》。书中对朱子与宋学做了多方面的考察，如《洪范》与宋代政治思想，如晁说之与考证学及佛教的联系，如朱子学的圣人观及“理”概念与魏晋玄学的关联，如朱子的鬼神论与气的论理，如朱子的象数易学与《周易参同契考异》，如朱子的学问论（穷理、居敬、静坐）等。在第一篇第一章，吾妻先是考察了《太极图》的由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列举了大量的资料，认为道教来源说或佛教阿梨耶识图来源说均不成立，《太极图》是周惇颐本人的独创，其所依据的蓝本则是《易·系辞传》与《周易正义》的注释。吾妻的“独创说”与朱子、张栻的“自作说”[194]不谋而合。吾妻还考察了《太极图》对后世的象数易学以及道教的内丹思想、佛教曹洞宗产生的深远影响。又，第四篇第二章《朱熹的中央权力批判》，论述了朱子对三位重臣王淮、留正、赵汝愚的批判的经过与主旨，兼论庆元党禁之起因。吾妻认为朱子并非是以维持现状为宗旨的保守派人物，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改革者，朱子的持续不断的体制批判，对独裁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无法坐视现实矛盾而不问的朱子，是持有一种过激的政治思想的人物。这些都是很锐利的指摘。的确，朱子毫无忌惮的政治言论，是其刚直的性格使然，导致其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并间接地使道学陷入了一个不利的地位。笔者以为，若将此文与胡适（1891～1962）的札记《朱子论“尊君卑臣”》[195]共看，会对朱子的政治理念有更全面的了解。 2005年，土田健次郎的弟子垣内景子出版了《「心」と「理」をめぐる朱熹思想構造の研究》。全书共三章，附加一篇补论。从“作为心学的朱熹思想”与“作为理学的朱熹思想”两个角度，对朱子学中的主要概念“心”、“工夫”、“敬”、“理”、“格物穷理”、“气象”等做了考察。垣内此书注重朱子思想中的“心”学层面，无疑是受到了土田的影响。但与其师的学术史进路不同，垣内在方法上采用的是哲学式的义理分析。 入门性的书籍，有小岛毅的《朱子学と陽明学》[196]。译注方面，有木南卓一（1925～）的《论语集注私新抄》[197]，该书以崎门高第浅见絅斋（1652～1711）的讲义《论语师说》（写本）为主，对《论语集注》中的重要章节做了比较细致的解说。吹野安正在撰写《楚辞集注全注释》，此书计划出八册，现已出版了前两册[198]。此外，如东京方面的宋明研究会的《朱子语类》译注[199]，市来津由彦的《朱熹〈朱文公文集〉跋文译注稿》[200]，垣内景子的《朱子语类》[201]、《朱子文集》译注[202]以及同为土田门下所作的《大学或问》[203]、《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译注[204]正在各种学术杂志上连载。 结语以上，概观了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最后，总结一下本稿的观点，兼论及相关问题。 一、研究史的变迁与脉络 战后六十年来的日本朱子学研究，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46年至1950年代末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可以说是积蓄期与过渡期。1960年代与1970年代，则为日本朱子学研究的全盛期，而其研究的中心在九州大学与东京大学。1970年代的特点，则体现在三个方面--九州与东京方面的集体合作、京都学派的朱子共同研究班、九州大学与出版界的合作。1970年代以后，逐渐产生了一种将朱子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意识。进入1980年代中期后，与中国大陆的情况完全相反，日本研究朱子学的学者逐年减少。原因之一是，在中国重返国际社会后，近现代的中国研究以及佛教、道教研究吸引了大量的日本年轻学者。进入1990年代后，整体的研究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朱子研究（宋明理学）的两个中心--九州大学与东京大学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消失。同时在研究者眼中，朱子作为外国思想的“他者”，被彻底客观化了。2000年后，日本进入了朱子思想研究专著的又一个出版高峰期，其研究手法与主题日趋多样化，但研究者的汉文原典的读解能力远不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学者。今日，九州大学与东京大学的朱子学研究已经完全断代，其传统与自尊荡然无存，曾在1970年代的朱子学研究领域中昙花一现的京都学派，又恢复了以往的漠视与冷淡。目前，日本的朱子学研究者在分布上比较分散，总人数大约在十人左右。而据笔者的个人感觉，新的传统（如早稻田大学土田一门）正在形成。 二、研究方法 1950年代末，岛田虔次曾将日本历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分为三类：“汉学”式--“支那哲学”式研究、“支那学”式--“考证学”式研究、“批判主义”研究，在此基础上，岛田又加上了当时两种最新的研究倾向，即精神史研究，社会科学式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205]。而同属京都学派的后藤延子（1940～）则于1970年代中期，将日本朱子学研究的潮流分为四种：“汉学”式--“支那哲学”式研究、哲学研究的立场、思想史研究的立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206]。岛田似乎忽略了九州大学一派的研究立场，而后藤则将楠本正继与荒木见悟的研究分别划入思想史研究与哲学研究中。笔者以为此两种看法均欠妥，虽然楠本正继曾就学于东京大学，但从楠本及其一门的研究成果群来看，他们与所谓“汉学”式--“支那哲学”式研究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此，笔者将楠本一门的研究方法称之为“体认”式研究。这一派不仅以道统自任，提倡为己之学，而且对于研究对象始终抱有一种真诚沟通的态度，能具有了解的“同情”，堪称当代日本中国学史上最奇特的一个学派。虽然如今九州大学在这方面已经断代[207]，但“体认”派的方法与精神在研究史上存在过的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又，笔者认为，对于东京方面的“汉学”式--“支那哲学”式研究，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事实上，至1990年以前，这一派与九州的“体认”派几乎撑起了整个日本的宋明理学研究，因此无论在方法论还是成果方面，都有必要作重新的检视与评估[2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