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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渭南文集》卷二十六。 [183]《曝书亭集》卷五十八《太极图授受考》。 [184]《疑问录》卷上《周程授受》。 [185]《二程遗书》卷二上第34条，卷四第27条。 [186]“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二十辑，21～22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6月。 [187]《朱子语类》卷九十三，第49条，郑可学录。 [188]《上蔡语录》卷下，第7条。此语又见《二程外书》卷十二，第47条。 [189]《朱子语类》卷六十七，第34条，汪德辅录。 [190]《延平答问》，辛巳二月二十四日书。 [19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周子通书后记》，“熹自蚤岁即幸得其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比年以来，潜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虽其宏纲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间，则有以实见其条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顾自始读以至于今，岁月几何？倏焉三纪，慨前哲之益远，惧妙旨之无传。窃不自量，辄为注释。” [192]笔者对津田的古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怀有敬意，但对于其研究立场则持保留态度。 [193]《朱子解釈について津田博士の高教を仰ぐ》，《中国近世思想研究》所收，128页，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1月版。 [194]《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周子太极通书后序》，《周元公集》卷一附录张栻《太极图解序》。 [195]《胡适手稿》第九集卷一，125～136页，台北：胡适纪念馆影印，1970年6月。 [196]《朱子学与阳明学》，东京：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04年3月。 [197]东京：明德出版社，2001年11月。 [198]第一册～二册，东京：明德出版社，2004年3月、2005年11月。 [199]参照近期的《汲古》，古典研究会编，东京：汲古书院。 [200]《东洋古典学研究》第20集，广岛：东洋古典学研究会，2005年10月。 [201]参照《明治大学教养论集》第318号（1999年1月）以后，东京：明治大学教养论集刊行会。 [202]参照《論叢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第2号（1993年11月）以后，东京：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の会。 [203]参照《論叢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第10、11、13号，东京：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の会，2001年12月、2002年12月、2004年12月。 [204]参照《論叢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第13号、14号，东京：アジアの文化と思想の会，2004年12月、2005年12月。 [205]《日本における歴史学の発達と現状》“日本史·東洋史·西洋史”卷，328～329页，国际历史学会议日本国内委员会编，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9年8月。又，前揭岛田虔次《战后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概况》，146～147页。 [206]参照前揭后藤延子《朱子学研究の現状と課題》。 [207]值得一提的是，年届高龄的荒木见悟与佐藤仁仍然活跃在学界一线。 [208]这一派的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性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学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9]关于文献的作用，日本学者看法不一。例如，学界常用“文献实证主义”来评价日本京都学派的中国学，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池田秀三则对此提出了强烈的反驳，认为文献实证不过是所有研究的基础，有文献实证才会产生出方法。详参石立善中译本《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二卷第二期（总第四期），1～21页，台北：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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