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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浦国雄毕业于大阪市立大学，是本田济的弟子。《朱子と気と身体》共分两部：第一部《作为气的思想的朱子学》，第二部《近世的气之身心技法》。第一部专论朱子，分五章：第一章《总说：不间断的思想》、第二章《历史意识》、第三章《鬼神论》、第四章《易说》、第五章《呼吸论》。第二部是以中国近世道教的养生与气功为主的论文。在第一部第一章中，三浦通过朱子的著作与《朱子语类》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叠韵词--“间断”，描述了朱子思想的概貌，指出：“‘无间断’、‘无间’、‘无间隔’、‘无欠阙’、‘无空阙’之类的语言表现，体现了被理与气所概念化、体系化之前的朱子对世界抱有的印象”（19页）。第二章，三浦将朱子的历史意识的大框定为“下降史观”，认为朱子“对于整个历史，其看法带有极为悲观性的色调”（36页），并将其历史意识的中框定为“循环史观”，此两种史观处于一种互补关系，构成了其历史意识的框架。第三章认为“朱子最终没有能够根据气论将祖灵之祭祀合理化”（118页），原因是：“朱子将作为一个思索者的自身追入到了无神论者的境地，而同时作为一个宗教者，或者作为一个背负着传统习俗的儒者官僚，不允许他将无神论在逻辑上彻底化”（119页）。在第五章，三浦驱运道教与佛教等各方面的资料，对朱子的《调息箴》做了详细的注释性解读，在引述了明清及朝鲜、日本儒者对于带有异端色彩的《调息箴》所抱有的各种态度之后，三浦谓：“朱子虽然将道教的数息观（本为佛家调心之法）与上述观鼻端白之法作为收心的补助性手段而承认，但在原则上拒绝这些‘异端’方法对养心的侵入”（204页）。养心与养生，是宋明儒者直面的切身问题，通过三浦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朱子思想中“身”与“心”的调节互动以及矛盾胶着的一面。此外，三浦文中的若干观点，如象数理解以及朱子相信易之灵应等看法（第四章），遭到了木下铁矢的批判，从而引起了一场论争[138]。虽然三浦后来彻底转向了道教、风水以及冲绳学方面的研究，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此书所收的朱子研究的论文，几乎都撰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置身于九州大学与东京大学之外的三浦，始终抱有一种将朱子作为客观研究对象的意识。可以说本书在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木下铁矢《朱熹再読--朱子学理解への一序説--》是具有强烈思辨性的哲学式研究。木下是汤浅幸孙的学生，是京都学派继安田二郎以来的朱子学者。他本是清朝考证学的专家[139]，自1980年代起，在冈山闭门读朱子书十年，这才产生了本书。本书共分五章：第一章《镜·光·魂魄》，第二章《时间种种》，第三章《“与道为体”--世界存立的形而上学根据--》，第四章《“易”的理解》，第五章《从“治”向“理”--陆贽·王安石·朱熹--》。木下的关心在于朱子文本中的一言一句即每一个“细节”，他认为“思想＝现场”，从而将自身定位为一个“追踪者”，竭力回归“现场”，追索文本中所遗留的“思索”的细微痕迹。书中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如木下指出朱子易学的本质在于数理，构成“易--变换”核心的乃[2×][140]这一“变化演算子”（第四章）。又如第五章，木下通过避讳字“治”（唐高宗讳）被转换成“理”字的事实，指出“理”与“治”不同，是具有强烈的行为性的他动词，“理”“治”转换乃一历史事件，皇帝与国家的样貌则由“治”者变为“理”者，从统治国家转向行政国家，而皇帝则由超越性统治者转变为行政国家的一个机关（职位）。于此，笔者想具体介绍一下第三章的结论。第三章是对《论语·子罕篇》“子在川上曰”章朱注所作的解读。木下通过大量的文本分析，以道为中心，将自身的解释归结于以下五点（201～202页），一：“道”，作为形而上学之存在而被明确地问题化了。二：“道”，是与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事物最为普遍相关的原理（道理）。三：“道”的“本来样态”，无非是以我们的日常性“时间先后”之经验为基础，“无一息之停”这一时间经过的连续性。四：将“水流”作为“道”的最为贴切的具体形象，作为语言表现，“道”与“流”、“过”、“来”、“往”这些表示线状的、单方向的、连续性运动的词语具有亲缘性。五：对于此“道”的思考，最终被总括于“不已”一词，而“不已”遍在于“世界＝变易（化）之场”中，“世界＝变易（化）之场”则是被作为所谓“天地之间”这一宇宙规模而理解的。木下的结论是：世界原本作为在时间上被展开的‘场’（field）而存立，使之存立成为可能的“芯”即“纯粹持续意志”，而“不已＝纯粹持续意志”（202页），此“纯粹持续意志”即“世界存立的形而上学根据”。木下的思辨性之强烈，由此章的结论可见一斑。其对义理的剖析，如手术刀般锐利而精确，在这一点上颇似牟宗三。但须要注意的是，与牟宗三不同，木下虽然参用西方的哲学理论与概念[141]，但其研究方法始终是以传统的训诂学为根底的，即以训诂治朱子。此外，书中随处可见木下一流的独特用语，在语言的表述与一些概念的运用上，其晦涩的文体与众不同。除了本书之外，木下还在《东洋古典学研究》上连载了《朱子学の位置》[142]，以朱子学为视角，以正史为核心材料，纵论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民政官”、“母权”等诸多问题。 《朱子学的思惟：中国思想史における伝統と革新》[143]是为了庆祝山井涌古稀纪念而编纂的论文集，其中收有山井涌一门关于朱子学研究的一些论文。小岛毅（1962～）分别于1996年与1999年出版了《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礼の言説》[144]与《宋学の形成と展開》[145]，前者是以朱子的礼学及明代的朱王对立为中心，重视地域层面的论著，后者是介绍近世儒教学术史的入门书籍。关于朱子的传记，衣川强撰有《朱熹》一书[146]。 在朱子典籍的译注方面，1990年代有多种书籍出版。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田中谦二《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147]与佐藤仁《朱子学の基本用語――北渓字義訳解》[148]。这两部译著有两个共通点，前者是《朱子语类·外任篇》的第一个译注本，后者则是日本第一部《北溪字义》的全译本。另外一个共通点，是在翻译的形式上都放弃了传统的训读，完全采用了现代语译。据《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的《后记》，田中还撰有《朱子语类·内任篇》的译稿，但至今没有出版。中村璋八（1926～）与其弟子古藤友子（1951～）翻译了朱子的《周易本义》[149]，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没有收入〈彖传〉与〈象传〉，而且该书对《本义》中的〈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亦均未触及。山根三芳《宋代礼说研究》[150]的第四章收录了《朱子语类》卷八十四（礼一）与八十五（礼二）的翻译与注释，其所用底本乃明成化刊本。高畑常信则选译了《伊洛渊源录》中的“周惇颐”、“二程”、“谢良佐”、“游酢”、“杨时”等部分[151]。吹野安（1932～）与石本道明（1959～）出版了全九册的《诗集传全注释》[152]，还开始了对《论语集注》的翻译[153]。1998年，金谷治又推出了《大学·中庸》的一个新译本[154]。其《大学》部分，分为《礼记》旧本与朱子章句本两部分译出，《中庸》则以《礼记》旧本为主翻译，并附译了《中庸章句》的序文。总体来说，日本学者在翻译《大学》与《中庸》之际，大多采取古注与新注并重的立场。东京方面的宋元文学研究会陆续出版了《朱子绝句全译注》[155]，现已出版到了第三册。该书对于朱子文集中的五言与七言绝句，大体按照撰作年月的顺序，做了详细的翻译与注释。该书所用底本为四部丛刊本文集，并参照《朱子大全》等诸本进行了校勘，同时还参用各种朱子研究的成果，从作品的背景与形成做了全面解读。该书与申美子《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156]、大陆学者郭齐《朱熹诗词编年箋注》[157]一样，都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 在上一章，我们曾提到盐见邦彦《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是以明本《朱子语类》为底本编纂的。该书的增订版《点校本朱子语类“口语语汇”索引》于1992年出版[158]，但是底本却被盐见换成了中华书局的王星贤点校本。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点校本，在海外也大多成为了通行本。通过日本学者对文献索引的底本选择，我们也可以看到时代变迁的痕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