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偶然性研究在探寻历史规律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打破因果关系的局限，用选择关系反映规律。对历史偶然性的概率解释，大体上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对我们目前还无法找出因果关系的“纯粹”偶然事件进行概率解释。这种解释在历史研究中最富有创造性。它可以用历史偶然性把人们由于认识能力局限和习惯局限认为“没有”任何联系的纯偶然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从中发现某种规律，是历史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和认识飞跃的重要途径。
    例如，按照历史学家的习惯认识，爆发战争的年份分布是纯属偶然的。但是，有的学者用普阿松分布来研究战争频度问题，却突破了习惯认识的局限。⑥从1500年到1931年的482年中共爆发过299次战争，λ值为0.69，普阿松分布的理论值与实际值如下表：
    上表中的理论值与实际值相当吻合，说明了战争爆发的频度（年份分布）具有非因果性的某种规律。有人认为，这种吻合反映了人类具有一种恒定的“敌意水平”。还有人把每年战争结束次数进行随机变量研究，发现也符合普阿松分布，反证了人类具有一种恒定的“和解水平”。综合以上两种概率解释，有人认为，人类在社会中恒定的既非敌意（战争爆发）也非和解（战争结束），而是一种对变化的渴望。无论怎样解释，这一研究起码推翻了把战争频度当作不可捉摸的“纯偶然”现象的看法，证明了随机事件中照样蕴含着某种规律。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人们对战争史规律的认识，早晚会有重大突破。
    第二，对从属于不同因果关系序列的同类型偶然性历史事件进行概率解释。这种解释在历史研究中最富有综合性，它可以用偶然性把人们通常认为“不相干”的历史事件联结起来，从而使由不同因果关系序列得出的各个具体历史规律由互不相干转向概率联系，将具体历史规律升华为普遍历史规律，是历史研究由局部到整体、由微观到宏观的主要途径。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发展线索，都有自身的历史因果序列，但这些不同的因果序列之间多数没有必然联系。中国的辛亥革命，固然有深刻的内在原因，但它与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显然没有因果关联。而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北非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拉美的古巴革命，几乎“风马牛不相及”。倘若我们能够放弃那种主观臆造的、史实依据不足的因果关系框架，从历史偶然性角度处理这些没有因果关联的历史事件，从中得出足以说明问题的概率性解释，我们就能找出它们的非必然联系，并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规律，民族解放运动史的视野就会从一个个孤立的国家、民族扩展到全球。
    第三，对一因多果、一果多因的历史事件进行概率解释。这种解释在历史研究中最富有客观性。这种解释的对象是历史上确有因果关系的事件。历史事件很少有单一因果链的，往往由于历史上的选择淘汰或复合并存弄得线索不清，人们在进行决定性解释时必须“认定”一条主要因果线索，排斥因果之间的偶然性选择，而且还会忽略并存的因果线索，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不同的解释只不过是“认定”因果线索的不同。进行概率解释，则可使这种线索不清的（复合的或选择的）因果关系清理出几率头绪，以客观史实出现的概率确证或反证决定性解释，使决定性解释向客观真理方向发展。从广义上讲，人们认定的因果关系属于科学假说性质，有待于证明，而历史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因果证明不能将假说变为事实。因此，概率解释是证明假说、认识历史规律的有效途径。不论概率解释对决定性因果解释是证实还是证伪，都将推动因果解释的进一步完善，修改、补充甚至推翻重构与概率解释不相吻合的因果解释，从而使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得到验证、深化和发展。
    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一因多果、一果多因的现象十分多见。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每次的爆发原因都是多方面的，而且每次的原因都不尽相同，如徭役过度、赋税过重、自然灾害、政治腐败、民族冲突、异族入侵、对外征战等等，诸多原因导致了同一结果，即农民对政府的暴力反抗。同样是农民战争，每次结果却各种各样，有的引起王朝更替，有的引起宫廷政变，有的导致“让步政策”，有的导致“反攻倒算”，等等。但迄今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仍限于决定性解释的范围，无非是认定一个主要的因果序列，从必然到必然，历史偶然性在无数次农民战争中似乎不存在。
    如果我们对历次农民战争的多种原因、多种结果进行偶然性研究，把这些原因和结果当作随机离散现象，用统计学方法归纳出各种原因和结果的概率分布，我们就可以比较客观地确定引起农民战争的主要原因以及农民战争的主要后果，甚至有可能掌握农民战争不同原因与不同后果的各自临界值。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依据概率分布构造农民战争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量化模式，使我们对农民战争史规律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粗略到精确。这种概率解释，是历史科学的活力所在。
    三
    认识历史偶然性和概率解释的地位，对于我国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史学界一直被这样一个命题所困扰：决定论是唯物主义的，非决定论是唯心主义的。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只注意必然性因果联系，不注重偶然性随机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偏爱寻找因果关系的演绎法，忽视寻找随机关系的归纳法。我们的史学往往象恩格斯嘲笑的那样：“必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知道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不知道的东西。”⑦我们虽然承认历史偶然性，但我们却不敢从非决定论角度来探讨偶然性，把一切偶然性都塞进决定论的因果关系框架。丰富多彩的历史，正是沿着这一途径被简单化为公式的。
    正是由于我们在认识论上的偏差，往往使归纳成了从属于演绎装饰品，不再起对演绎前提的否证和质疑作用。历史研究的逻辑分析前提由经验性质变为先验性质，史料的随机性被人为抹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断成了没有条件限制的全称判断，而不是含有概率的盖然判断。恩格斯曾经说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