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么，陆贾心目中的“道”即历史规律是什么呢？
    历史规律是历史意识中系统化理论化的部分，也是陆贾历史意识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固然，古人没有“历史规律”一词，但我们的研究又须以今天成熟态的“历史规律”概念为参照。历史规律无疑必须具有客观必然性和普遍重复性的特点，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问题上逐渐形成的共识。陆贾探索到的至要而有成的“道”即历史规律是：道德仁义决定着历史的变化。我们之所以将其界定为历史规律，并不仅仅是因为在《新语》中陆贾最多次数地强调了道德仁义，更重要的是他将道德仁义放在了贯穿古今的根本法则的地位。
    陆贾对“道”之特性的界定是：“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则无不能，故谓之道。”（《慎微》）“道”首先是“人之所行”，由人的行为所体现，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它不是外在于人类的东西，而是存在于人的行为活动之中；其次，“道”之“无不能”说明了“道”之作用的必然性和普适性。那么，“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本行》），道德仁义是“道”之具体，因为道德仁义符合“道”亦即历史规律的条件与要求：
    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离宫商，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术事》）
    这一段话是就道德而言的，而在陆贾看来，道德与仁义是二而一的东西。他说：“仁者道之纪，义者圣之学。”（《道基》）又说：“义者德之以，履之者圣也。”（《文选》应吉甫《晋武帝华林园集诗》注引《新语》）可见，仁义是道德的纪与经，是圣人之学，而执行遵循它的又可为圣。仁义与道德一样也是古今相同的法则，其作用也与道德一样：
    学之者明，失之者昏，背后之者亡。陈力就列，以义建功，师旅行阵，德仁为固，仗义而强，调气养性，仁者寿长，美才次德，义者行方。……《谷梁传》曰：“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道基》）
    分析这两段材料，我们会发现：从客观必然性来说，不论是古之尧舜桀纣，还是后世的周公秦二世，只要避循了道德仁义就会得到符瑞、福、固、强、寿，而背之者必得祸殃、凶、危、昏、亡，这一点并不因主体的意志而改变，也不因时间之今古和地域之东夷西羌而失效；从普遍重复性而言，道德仁义是“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万世”“古今”云云，从历时态上深刻而确切地指明了道德仁义的适古适今的普遍有效性，同时也包含其效应的重复有效性，它对古之尧舜桀纣和后世的周公秦二世是平等的、无偏袒的，是重复有效的。更可贵的是，陆贾还从历史横断面的各种关系上，亦即从共时态上指明了这一规律的普遍有效性：
    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夫妇以义合，朋友以义信，君臣以义序，百官以义承，曾、闵以仁成大孝，伯姬以义建至贞，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乡党以仁恂恂，朝廷以义便便。（《道基》）
    这样，他便在道德仁义和历史变化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客观必然的联系，这种客观性不因主体是尧舜或桀纣而改变，恰恰相反，遵之者为圣，失之者为愚；同时，这一联系是跨越时空而固定下来的，是适合于古今、君臣百官与百姓以及乡党和朝廷的普遍的、多次重复有效的联系，这就是陆贾心目中的历史规律。
    陆贾力图用历史事实证明这一历史规律的正确性，一再强调“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仗义而强”（《道基》）的观点。他对答高祖时指出：秦亡于“任刑法不变”，假如他“行仁义，法先圣”则可长久，在这里，他是把刑法看作了仁义的对立物而批评任刑法的做法的。在《道基》篇中，他也说：“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这些都深刻地指明，秦亡于尚刑罚而不行仁义，而这一结论的形成，应是陆贾依据自己最切身的感受而得来。对仁义的呼唤不止是下层百姓的心声，也是上层统治者的要求。所以，不论从情感倾向上、还是从理性反思上，陆贾必然要推祟仁义而贬斥刑罚。也许，正是由于秦亡的深刻教训，他找到了仁义并泛化开来，推向过去与未来，将其提升为古今万世不变的人的行为的根本法则。无论如何，秦史尤其是秦的灭亡史应是陆贾确立历史规律的最坚实的事实基础和最直接的思想动因。
    在《道基》篇中，陆贾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先圣、中圣、后圣三个阶段。先圣为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而创造了各种器物，其治理后期出现了奸邪佚乱，皋陶立狱制罪，从而转入中圣定礼义、兴学校的创造制度文明时期，其治理后期又出现纲纪衰废的现象，于是后圣定五经、明六艺，纂修篇章，设音乐、节奢侈、正风俗、通文雅，创造了精神文明。先圣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中圣和后圣解决的是人类内部的矛盾。人们通常认为，这一段关于人类社会起源与发展的描述体现了陆贾的历史进化观和圣人史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人们往往忽略了陆贾在此问题上的独特认识。实 际上，陆贾是将这种进化的历史最终归本于仁义的。他认为，是圣人依仁义创造了各种文明，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在这一大段人类进化的描述之后，陆贾这样总结道：“故曰：圣人成之。所以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也。”所谓统物通变，即考察天地人事，据具体情况而因时变化创造，实际上是对圣人们创造历史行为的一种表述，而圣人们的目的是治情性，他们的行为所展示的正是仁义，这也是支配他们行为的法则。仁义贯穿于三圣的历史，虽然圣人们“通变”，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遵循仁义的法则，都取得了成功，推进了历史。在这里，历史的进化看似由圣人所推动，实则是仁义法则通过圣人发挥着作用，因为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仁义是千古不变的，而圣人是因为行仁义才成为圣人、具有不确定性，这样，圣人史观便最终归结为道德史观。另外，陆贾对答高祖时将“行仁义”与“法先圣”并称并列，也侧证圣人的行为正是仁义的做法。接“治情性、显仁义”一语之后，即在《道基》的下半篇，陆贾又大谈仁义，对仁义与历史变化的关系作了理性的阐发，进一步证明了仁义支配历史变化的观点：“谋事不并仁义者后必败，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后必崩。”
    陆贾确立这一历史规律，不但以历史事实作证明，而且以天道定人道的哲学理论为依托。陆贾继承了以天道定人道这一古老悠久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以此断定和证明了作为人道的仁义是法天地而来的。他说：“礼义不行，纲纪不立，后世衰废；于是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道基》。“后圣”指孔子，依王利器《新语校注》）而五经的内容无非“仁义”二字：
    《鹿鸣》以仁求其群，《关睢》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道基》）
    那么，后圣孔子定五经的依据是什么呢？陆贾认为是天道，“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从而达到了“天人合策，原道悉备”的高度（《道基》），这与陆贾的“事不生于法度，道不本于天地，可言而不可行，可听而不可传也，可口玩而不可大用”（《怀虑》）的思想认识是一致的。可见，仁义本天道而来。
    上面巳指出，陆贾认为“道”乃“人之所行”，他没有到人的活动之外去寻找“道”，而是将历史规律与人的主体活动统一起来。道德仁义支配历史变化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在陆贾看来，不过指明了这一规律无非是历史铸造的、人的意志打不破的一种因果法则。这一法则是人活动的结果并被认识了的，人可以遵循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陆贾对历史规律的体认应该说已深入到这-步了。陆贾对于历史规律的这一认识与历史宿命论不同，比如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看似逻辑性强、历史哲学味很浓，但它是纯粹自然的逻辑对历史的一种附加，一种先定次序在历史中的投射，在这一历史哲学中找不到人的影子，看不到人的活动和自主力量，因而是一种宿命论。而陆贾则不同，他虽然以天道定人道，认为仁义本诸天地，但仁义毕竟是人的行为法则，这便给人的自主活动留下了余地，而这一规律也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显现出来并同时显示出其对人的活动的必然制约。“道者，人之所行也”，“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一再表明了道德仁义是用于“治”和“行”的。“君明于德，可以及于远，臣笃于义，可以至于大。何以言之？昔汤以七十里之封升帝王之位，周公自立三公之官，比德于五帝三王，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故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于身；存亡之道、成败之事，一起于善行。”（《明诫》）诸如齐桓公、楚平王、秦始皇等人的悲剧无不“取之于身而巳”（《无为》）。所以说：“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明诫》）。人的自主活动不遵循道德仁义就要受到惩罚。另外，陆贾每当言及道德仁义之时，常有“君子”“圣人”等字眼相伴而出现，如前所引“君子握道”、“据德”，再如“圣人怀仁仗义……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道基》），“圣人居高处上，以仁义为巢”（《辅政》）等等，在陆贾看来，人在规律面前可以而且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虽然他心目中的人主要指杰出人物。
    陆贾找到真正的历史规律了吗？在今人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不是道德仁义支配着历史的变化，而是在历史的变化中道德仁义也在变化，道德仁义被更深层的东西所支配。在其《新语》中，陆贾谈论和研究的历史仍然是片断的，即便是进行了“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研究的司马迁，不也同样未能找到真正的历史规律吗？同时，陆贾著作《新语》又被强烈的价值观念所驱使，这使他在认识历史时必然带有鲜明的目的性，从而也干扰了他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他著作《新语》主要是解决如何守天下的问题，因为这是时代的需要，这使《新语》主要关注和谈论这方面的内容。比如，他虽然意识到历史有逆取顺守之分，但他对秦取天下几乎只字不提，而大谈秦如何未守住天下。守天下必不能尚武重刑，故而道德仁义凸现出来，并被陆贾提升为古今不变的法则。对于秦取天下是否是实行道德仁义的结果，他有意地回避了，这暴露了其学说的缺陷。然而，他力图从纷繁的历史表象背后析离出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现实的努力却是可佳可取的，这体现着理性在历史认识领域里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