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陆贾丰富而深刻的历史意识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改变了秦人对古今关系的态度和认识。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特别是秦王朝建立以后，上层统治者普遍认为历史不值得效法、对现实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认为古害今，他们大多对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了鄙弃或超越的态度。当然，秦人并非不注重历史，他们也十分注重把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秦纪》就是秦人的史书（《史记·六国年表序》），但记载历史的目的似乎不是作为借鉴或应用，而只是将祖先辉煌的业绩写于书、甚至刻于石，流传下去，使人产生自豪感而已。他们一再强调不要法古师古：“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商君书·更法》）；“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韩非子·五蠹》），所以，当秦王朝建立，淳于越指出事不师古不能长久时，李斯则以“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为理论依据，指出：“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并由此将此思想推向极端，“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今”，“道古以害今”（《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种历史无用论在秦朝统治者的上层所以能占上风，应是鄙弃历史、强调变动的法家路线在秦朝统一的实践中处处奏效、节节胜利的结果，他们一再强调的是今天的正确性。因而，秦始皇君臣认定其事业乃“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超越全部历史的气慨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重视历史、学习借鉴历史的儒家在这样的时代必然要落个书被焚人被坑的下场。余英时曾说：“历史文化传统对他们而言是没有真实意义的。”（见《道统与政统之间》，载《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这句论断虽不无偏颇，但就秦人对古今关系的态度和认识而言，无疑是正确的。汉高祖原本也不注重历史之用，但他却重视自身的经验：“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史记·高祖本纪》）这使其重视历史具备了心理可能。而统一后的秦始皇则不同，他只将自己的成功武断地归结为“赖宗庙之灵”（《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了事，并不过多地加以思考。后来，惊醒于陆贾逆取顺守的精僻论断和秦不法先圣而灭亡的教训，为国家长久之计，高祖便对秦以及更久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让陆贾研究历史、探索王朝的兴衰成败，表现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切关注，这标志着最高统治者开始向历史学习。在秦至汉初最高统治者对古今关系的态度和认识的转变中，陆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其次，谈论关注研究历史成为儒学甚至文化复兴的契机。对于出身平民的汉初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当下切身的利益。陆贾说称《诗》《书》未被接受，便从高祖切身利益处发问：还守不守天下？这便把最高统治者的兴趣由关心切身利益引向对守天下经验教训的总结。而当高祖要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他却大谈《诗》《书》等儒家经典中的道德仁义，并将其提高到历史根本法则的高度，这又将高祖由重史引向重儒。重史法先圣与重儒进而尊儒成了二而一的问题。《新语》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而每奏一篇，朝堂之上的这些草莽英豪便受到一次儒家思想的沐浴和文化的薰陶。如同叔孙通以朝仪打动高祖一样，陆贾通过谈史说服了高祖，他们都切准了最高统治者实用的脉博，采用了巧妙的办法，使骂儒溺儒冠的高祖终于“以太牢祠孔子”（《汉书·高祖纪》），并自我反省道：“吾遭乱世，遭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自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古文苑》卷十《汉高祖手chi太子》）这表明他对儒学与文化的重视。陆贾与叔孙通的做法可谓异曲而同工。
    再次，开秦史研究之先河，并定下了秦史研究的基调。人们往往只知道有洋洋洒洒，气势恢宏的《过秦论》，却忽略了陆贾才是历史上第一位研究秦史者；只注意到了贾谊秦亡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千古著名论断，岂不知陆贾在对答高祖时和《新语》一书中就已批判了秦的不行仁义并指出历史有逆取顺守之分。陆贾对秦失天下归结为三点：一是尚刑罚而不行仁义；二是用人上的错误，如任用李斯、赵高，这两点前边均已涉及；三是生活骄奢靡丽：“秦始皇骄奢靡丽，为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无为》这三点均被贾谊吸收到《过秦论》里。贾谊是在陆贾研究的基础上，将陆贾的思想清晰化、丰富化罢了，他只不过增添了少许未作理性审判的秦取天下的描述，而秦亡于仁义不施的观点，取与守不同术的思想都直接来源于陆贾。贾谊与陆贾同为太中大夫在朝为官。贾谊亲受陆贾的教诲是很有可能的。自此之后，“‘过秦’‘剧秦’遂为两汉政论中老生常谈。严（可均）氏所录，即有贾山《至言》、晃错《贤良文学对策》，严安《上书言世务》，吾丘寿王《骠骑论功论》，刘向《谏营昌陵疏》等，不一而足。……汉之于秦，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也。’”（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全汉文》卷十六，中华书局，1979年）不止在两汉政论中，在两汉思想家的其他著作中，尤其是在史著中，秦史之探究比比皆是，但其基本认识几乎都未超出陆贾和贾谊的范围和高度，因此，陆贾对秦史研究的开创之功是不应该被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