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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中国妇女研究产生于70年代初女权主义运动高潮中。二十多年来，这一领域的发展既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化密切相关，又与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息息相通。近年来，中国在海外的学者日益成为这一领域的新生力量。限于作者的语言能力，本文仅介绍近年来英美的中国妇女研究主要学术成果。本文将把这个介绍与女权主义理论的探讨结合起来，以便读者理解近期学术成果的思想理论背景，并进一步探索中国妇女研究的发展前景。 自80年代中叶以来，女权主义理论的关注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早期的许多著述力图追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并且有把妇女受压迫的经历和原因作单一的理解的倾向，也就是把妇女的受压迫普遍化，似乎不管何时何地何种状况，妇女是普遍受到相同的性别压迫的。当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反映出越来越丰富复杂的妇女生活状况时，当第三世界妇女（包括身处第一世界内边缘地位的有色人种妇女）以自己的经历对普遍性的模式挑战时，各种思潮也促使女权主义学者发展更复杂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妇女所经历的复杂历史和现实。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有力地揭示了“普遍论”所掩盖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后结构主义更是提供了考察主体构成的多样复杂过程的方法。在这一背景下，女权主义学者在90年代的共识是：社会性别并非产生于单一的、共同的、非历史的“根源”中；对社会性别的考察必须置其于具体的阶级、种族、族群、国家、文化和历史中，社会性别的变化意义是在同这一系列不同范畴的交叉及相互作用中发生的。同时，不满于把妇女一概描述为受害者的简单僵化模式，女权主义学者更多地转向寻找妇女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能动作用（agency）。 在这个学术理论背景中，加上改革开放后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的渠道迅速扩大，英美学者对中国妇女的研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70-80年代的主要著述都关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的关系，并倾向于把中国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来谈。90年代的著述则转向考察中国社会性别多样及多变的构成过程，社会性别话语的多种意义，它同国家、现代化、民族主义的关系，等等。各项研究也以表现妇女的能动作用为重点。从70年代起，社会性别和性文化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关注点。近两年也出现了对中国社会性别和性文化关系的研究。90年代关于妇女和社会性别的专著论文涉及的范围很广。从时间上分宋代到明清和20世纪这两大部分。20世纪内则有1949年前后和改革前后的进一步划分。从研究对象看，包括了城市女工，农村妇女，明清的妇女，民国时期的社会活动分子，女共产党员，妓女等等。从主题看，有计划生育，法律中的社会性别，对妇女的暴力，中共早期历史中的社会性别，妇女创作与妇女文化，妇女解放对不同妇女的意义，女性身分的变化，经济改革中农村的社会性别关系，性的话语与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性文化、卖淫同现代化话语的关系，等等。限于篇幅，此外也考虑到有些著述已有中文介绍，故在此仅集中讨论尚无中文介绍的近两三年来的主要研究，包括一些尚未出版的著述，以便读者了解这个领域中理论和方法的最新发展。 一、突破中国妇女是被动的受害者的刻板模式，寻找妇女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高彦颐（Dorothy Ko）的《深闺之师：17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995）是对明末妇女文化的研究，作者是来自香港的一位学者，在书中她向五四以来的一个概念模式挑战。她指出，20世纪初推动现代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反儒教的需要建构起一个所谓的“封建传统”，但若考察各个历史时期，可以发现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传统”。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力图以自己的著述改变西方社会持有的第三世界妇女都是受害者的刻板模式，说明在西方的“我们”并不一定比在第三世界的“她们”更解放。作者主要用17世纪江南地区上层妇女创作的诗文来分析她们的生活状况和当时的社会风貌。从妇女的自我表现中，作者看到的主要不是抱怨和诉苦，而是各种思想和审美的表达以及愉悦感。她提出，中国的社会性别和阶级等级制的活力有赖于这个制度中存在着的让人获得满足的生活的机会。当时出版业的发展，男女有别的行为规范，以及主流社会对“情”的崇尚等互不相关的社会力量综合起来，不期而然地形成了妇女的文学生活领地。家庭成为知识传播、文学创作和娱乐的中心。上层妇女足不出户，却通过阅读、写作及出版同外界沟通。她们的作品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推崇，才女更是成为当地的骄傲。作者还分析了妇女诗文中对金莲的歌颂，认为17世纪上层妇女用缠足来作为自我表现的一种形式，由她们发展起来的缠足仪式是妇女文化的一部分。高彦颐的这一论点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焦点主要在如何看待和表现妇女的能动作用的问题上。 这部著作有力地说明：中国妇女在漫长的历史中都是受害者的概念是现代人为了某种需要构造的。让一个妇女受压迫的单一模式统治了我们对妇女表现的代价是，中国妇女几个世纪里知识和思想的绵延被抹杀了，而妇女的思想史本可以成为现代妇女的一种力量源泉。这部著作有助于打破西方社会持有的单一的中国妇女形象。1984年作者开始这项研究时，许多美国人表示诧异：“在传统社会里的中国妇女竟然会阅读和写作？”作者在方法论上的创新也很有意义，她对中国现代性的考察不是从殖民主义的角度往后看，而是从“现代前”的角度观察，从而揭示“现代性”的文化演变和构成。 曼索恩（Susan Mann）的《珍贵的记录：中国漫长的18世纪中的妇女》（1997）考察了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性别关系。她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把妇女置于历史叙述的中心，清代的历史会是怎样的？这样做将要求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上做何种改变？她研究了当时人们怎样理解女性的人生历程，用妇女的诗文来分析上层妇女如何认识和体验自己的家庭生活、知识、审美和私人活动等，考察了国家如何提倡农家妇女的女红，分析了作为娱乐的重要内容的性行业，对比了男性对名妓的浪漫描述和被家庭当做摇钱树的年轻女孩的体验，研究了从观音到道教内丹的各种妇女信仰。在她描写的历史画卷里，社会性别关系同那个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密切相连。同高彦颐一样，曼素恩也力图表现妇女的能动作用以及多种多样的妇女生活。作者还对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些理论质疑，如认为现代中国社会许多现象是接受了西方观念而获得解放的结果，作者则认为这种观点是没有深入考察中国的历史文化所致。作者还指出西方对公私分离的关注妨碍了学者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理解，那时的中国社会里，家庭是政治秩序的基础和道德权威的中心，公与私之间并没有一条界限。 二、考察在同其他范畴的变动关系中，社会性别内涵的变化 90年代女权主义学者力图摆脱对社会性别作本质化的阐释，而努力将其置于具体的场景中做历史的分析。这意味着考察社会性别不同的社会历史中的具体内涵，并关注使内涵发生变化的种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罗丽莎（Lisa Rofel）《现代意象与“他者”现代性》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社会性别内容的变化。她在杭州一丝织厂进行田野调查，采访了50年代、文革时期和改革时期的三代女工，从三代女工身上观察了社会性别内涵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如何同工人这个范畴的变化相交叉和同政治经济变迁的关系。这个分析又同她对“解放”的意义的探究结合起来。她指出“解放”对不同年龄的女工有不同的涵义。50年代女工获得解放的感觉同工人的阶级地位的提高密切相连。解放前的女工因处在男女混杂的场所而被看成贞操有问题名誉不好的女人，而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场所，解放后却被赞誉为国家的主人。对这些女工来说，解放不意味着把她们从家庭的禁锢中释放到社会劳动领域，因为她们本来就在家庭之外工作。而是她们被从工作耻辱意义中解放出来了，她们的社会性别身分同她们的工作的意义密切相关。80年代的“工人”和“女人”这两个范畴的含义又有了很大变化，对年轻女工来说，这个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都相对下降的就业领域不能给予她们满足感，更谈不上解放感。她们强调由不同政治运动背景造成的不同年龄的女工的差异，并指出改革时期的社会性别政治依然同国家的作用关系密切。罗丽莎的研究表现了文化人类学对文化意义的关注，以及后结构主义对话语和主体关系的探究。作者在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背景中微观地剖析了一个具体群体中的不同妇女，不仅深刻地表现了人同文化意义的关系，也清晰地展示了形成妇女之间差异的复杂因素。从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把妇女解放定义固定为参加社会生产的简单片面性和非历史性。贯穿此书的另一论点是：中国国家与社会对现代性的追求源于半殖民主义，而社会性别始终居于这一追求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