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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克罗（Elisabeth Croll ）的《中国妇女变化中的身分：20世纪中国的词汇、经历和自我感觉》（1995）考察了三个历史时期（民国时期、毛泽东时代和改革时期）中不同的社会性别词语和妇女的不同经历。她的研究主要基于用英语发表的各个时期的中国妇女写的“自我”和回忆录及其他文章。作者将这些文字中表现出来的妇女经历和自我认识同官方的出版物对比，指出国家的妇女解放辞藻常常不反映妇女的切身经历，两者之间有很大距离。但是作者没有深入探究国家的话语对各种妇女主体形成的影响和作用。该书的特点是集中了各个时期大量的妇女写作，为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 在加贺萧（Gail Hershatter）韩启澜（Emily Honig）和罗丽莎正在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妇女和工作》研究项目里，国家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她们考察怎样影响了类别的界定和参照系数的确立，国家界定的范畴和类别在区域性的社会性别的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如何，以及那些类别的作用是怎样实现的，那些类别是怎样被利用、被转化、被造成、被忽视的。比如，女劳模是怎样产生的，她的意义何在。这几位学者特别关注国家话语同妇女主体的关系，她们对这个问题的探索通过三方面的材料进行：一是官方的出版物和文件，二是各类妇女写的描述自己经历的文字，三是访谈，明显地有别于80年代的西方对中国妇女的研究。上述这些研究都不再把共产党为妇女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作为中心问题，而是将焦点集中在妇女的经历上，探究社会性别同其他范畴包括国家的关系。 三、社会性别和性文化与界定现代性的关系哈丽特？伊文思的《中国的妇女与性：1949年以来关于女性性行为和社会性别的统治话语》（1997）追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的性文化话语（50、60年代和80、90年代），力图辨明其中同女性相关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从对社会经济或政治问题的分析上是发现不了的。作者的研究主要基于对各种出版物的分析上。她发现文革前对性行为的规范是靠诉诸科学权威来实现的，文革后的性文化的材料虽然多样化了，说教性也不如以前强，但有许多延续的方面。比如妇女的社会性别特点被说成是同她们的生育功能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还有，两个时期都用科学来建构性别差异和支持社会性别等级制。50年代的官方说法是：性欲和性差异是生理决定的对立面，它们决定社会性别行为。90年代这种观点，依然存在，两个时期都将妇女的性行为作为性和道德秩序的支点。作者还研究了关于性病、生育健康、优生学、计划生育等方面的文字材料，并写了买卖妇女的问题。作者承认关于性的主流话语不一定完全反映日常社会实践，但她同时指出两者相关的一些例子，如自慰的观念和月经期性交的观念同人们实际行为的联系。从性的话语中（包括出版物、习俗、惯例、法律，以及维护实施这一切规范的体制机构）剖析社会性别是如何被界定、被构造的，以及由哪些群体出于何种利益需要来进行这类界定构造的，一直是西方女权主义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女权主义理论将性文化性行为视为形成社会性别的一个重要场所，从而也是同男性中心文化较量的一个重要领域。伊文思的著述是这方面的理论首次用于分析中国的情况的一个成果。她对所谓科学观点的分析有助于打破我们对科学的迷信和窥破时下流行的不少神话。 贺箫的《危险的愉悦：二十世纪上海的娼妓》（1997）是作者的一部力作，它既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性别史，又是社会史和思想史，也是中国研究中明确地以后结构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来进行研究写作的开创性著作。作者的中心议题是考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是怎样通过对社会性别和性活动的争论来进行的。选择妓女为研究主题是因为妓女在阶级和社会性别这两种等级制中都处于最底层。著名的印度女权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Cayatri Spivak）有句名言：“下属群体不能在话语中代表自己。”“下属群体”（Subltern）是印度下属群体研究团体创造的一个概念，其定义是：“处于底层的人，是对南亚社会中一般从属特征的命名；这种从属性可以表达在阶级、种族、年龄、社会性别、官职和其他方面。”下属群体研究的使命是：把下属群体写进历史去，而这历史以往是由两种精英史学理论所统治的，即为殖民主义统治者服务的理论和为印度民族主义精英服务的理论。贺箫的研究也是同下属群体研究的理论对话。她提出的问题是：由印度等前殖民地国家的学者发展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否完全反映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半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的状况？如何来发现下属群体（比如妓女）的声音？怎样寻找来自底层的能动性和抵抗力量？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后也作过大量挖掘底层阶级的声音和活动的工作，只是这个过程同时是让底层阶级学习运用党的语言，即政治化的过程。鉴于中国下属群体的这个特殊经历，如何来分析辨别什么是下属群体自己的声音，什么是党和国家的声音？由这些问题所决定，作者在书中不少篇幅还讨论了方法论问题。 作者指出：“像其他非精英群体一样，妓女并不记录自己的生活。她们在历史资料上留存下来是因为别人要对她们欣赏、惩罚、统计、管理、治疗、作病理研究、警告、拯救、取缔或是用作大社会景观中的一个象征。”作者考察的关于妓女的资料包括1949年前的游乐指南、传闻轶事、肖像、诗歌、小报、流言、市政府管理条例、警察审讯记录、对拐卖妇女的报道、中外改革者对卖淫问题的讨论、医生对性病的调查报告等等。作者认为所有的材料都有用处，但总的来说它们是反映了那些作者的状况，而不是妓女自己的经历。也就是说，那么多丰富的资料并不是用妓女自己的声音来说话的。即使真能得到妓女的声音，那声音也一定是经过了某种媒介发出的，即她们的日常生活斗争和自我看法都已在一定程度上由别的声音和体制形成了。作者因此对历史写作中的“恢复模式”提出质疑，认为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史学家间隔着遥远的时间距离，并且是从自己局部的关注出发，只能对那些材料进行模糊的理解和猜测，而不可能对历史作出“透明性的重构”，即不可能表现一种固定的、单一的、谁看都有一样意义的历史“真实”。 四、探究男性特征的构成及其意义由于认识到妇女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而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形成的，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往往同对男性的规范或男性的特定处境相关，所以不少女权主义学者开始研究男性的构成并以此来加深对社会性别过程的认识。钟雪萍对中国当代男性的研究是中国社会性别研究中这方面的先例。在《男性特征、焦灼与民族主义：对男人的再表现及男性对社会身分的探求》一书中，她把当代中国对身分、使命和认可的追求同当代文学中表现的男性特征结合起来分析。她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男性作家最关注的社会性别问题？为什么？假如说这些问题常常突出一种对“阳衰”的焦虑，那么是什么因素构成了这种焦虑？如何理解现代中国历史中，尤其是同中国现代性相关的问题中的男性概念？形成了当代中国男性渴求“男子气”的复杂心理的政治、文化、历史因素是哪些？在今日的全球背景中，中国男性的这种渴求具有何种意义？作者的分析材料是文学作品，主题则是社会性别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关系。 五、表现妇女自己的解放斗争 仉乃华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与妇女运动》从中国妇女的具体历程出发来反映中国的妇女运动。因看到西方学者很少关注到中国妇女组织，作者致力于调查妇联的历史，以从组织上探讨党与妇女的关系、妇联的复杂性及其在中国社会的作用。作者考察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文化，并作了许多访谈，完成了英语世界中第一部史料详实的关于中国妇联的专著，作者提出中国的妇女运动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这部专著表达了一个中国学者探究中国妇女独特解放历程的努力。 我本人的《女权主义与中国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则考察了另一个历史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我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救星诞生以前中国妇女在干什么？本书中的方法是用历史资料来表现本世纪初主要由男性知识分子领头建构起来的女权主义话语，用五四新女性的口述史来刻画那个时期出现的新的女性主体。本书探讨了女权主义同民族主义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分析了新文化男性知识分子之成为现代精英同提倡妇女解放的关系，展现了那代知识女性非凡的能动作用。本书说明：女权主义在中国远非主流话语所表现的那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幻想和一场失败的运动，相反，作为一个话语，她不仅在本世纪20年代构成了现代中国妇女的一个主体，给予中国妇女进入男子独占的社会领域的力量，在30年代造就了一个现代职业妇女群体，而且她也被主流话语所吸收，成为构成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景观的重要部分。在探究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的同时，本书也揭示了女权主义一词的词义变化背后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动作过程。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妇女解放的研究著述不同，本书不是将政党而是将妇女作为历史的主角，目的不仅是表现中国妇女在历史上的主动积极作用，也是探究在何种情况下妇女拥有社会活动空间。本书也是一个中国学者以中国妇女的实践来丰富女权主义理论的一次努力。 综上所述，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不满足于对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探究其意义，即现象背后的含义或社会力量和各种利益的动作较量。每项研究都在探究特定现象的意义中，力图去打破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和假定。研究者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这种现象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观念？这种现象基于何种假定和“常识”？这些假定和“常识”又是怎么来的？蕴含了什么样的权力关系？谁在促成这种现象的形成？为了谁的利益？此外，从对上述著作的简短介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妇女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对妇女的研究，而是将妇女和社会性别关系置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历史变迁中来考察，不仅考察社会历史变迁对妇女人生的影响，也注重妇女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看她们是在怎样的社会性别关系中活动的，怎样受到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性别话语的制约，怎样向其挑战的？并十分关注社会性别同其他范畴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范畴如何通过社会性别来表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