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领域，人们的重心大都集中在史学思想和史学编篡方面，而对更具有决定性的史学政策则缺乏充分的认识。一般说，史学政策是指统治集团对历史研究的总策略和总要求。史学政策不同于修史机构或史馆制度，后者只是一个作用有限的学术性的官僚实体，而前者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兼具思想规定和权力约束的政治-学术模式。史学政策不仅体现在修史机构的设置和史馆制度的程序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皇帝和历史学家二者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微妙关系和复杂心态中，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定向和史学文化的品格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所以，研究史学政策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一个新视角、新维度，它鲜明地体现出政治与历史、权力与史学之间的二律背反。提出“史学政策”这个概念，就是试图从权力角度来对中国古代史学史进行一番新的批判学解读和价值学解构。其目的在于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史所蕴含的极其深厚的权力内涵和极为广泛的政治意义。故而，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古代历史学的本质特性就是它的政策性。在中国，历史学向来都是最富于政治性的科学。政治干涉对于历史学来说，不但算不上是一种例外，反而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以致于历史学与政治似乎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似的。
    历史学与政治的这种特殊而又密切的关系，虽早就为历史学家注意到，但更进一步的深入论述尚不多见。实际上，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矛盾的外层结构，其内层结构则是经学主义与现实政策的根本关系。所谓“经学主义”是指建立在“六经”基础上的历史思维模式。历史学通过自身的经学主义去沟通政治内部的政策，从而辩证地产生出一种更潜在的矛盾，即史学政策。史学政策不单纯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性产物，而且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性表现。因此，史学政策的政治性就包含有与学术性同样普遍甚至更加普遍的必然性。史学政策本质上是历史学与政治的矛盾关系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成熟性标志。久而久之，史学政策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为历史学的实体本身，成为历史学家必不可少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势。
    当史学政策以一种纯粹形式上的，并且不能给人以任何想象余地的，甚至使人无法作出任何比较的新历史学结构出现时，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已经完全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而史学政策一旦作为历史学家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势时，就可靠地保证了历史学中绝对不可能产生哪怕是一种极其微弱的异端性思想萌芽，也就是说，历史学永远是一种正统的学术形式，是一种维护和肯定正统的存在，是正统本身。难怪在经史子集结构中，历史学始终属于最确定不移的权威性的学术道统或道统学术地位。历史学通过与政治建立起史学政策的隐结构，就具有自我封闭的强大循环机制，它可以完全不必依赖外界的任何新的批判性理论体系和历史观念而永恒地自我持存下去，并且这种历史学具有一种善于发觉其它异端思想的自我保护性功能。这种自我保护功能保证了历史学几千年的正统性学术地位。而史学政策则使历史学这种消灭异端的自我保护性功能内在为结构形式，使历史学形成一种必须依靠这种结构才能正常存在下去的本能需要。因此，历史学消灭异端，这不仅仅是它本身的自发性需要，而且还是它的自觉性追求。
    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比历史学更具有一种对异端思想的敏感性和恐惧性了，显然，历史学维护正统就不完全是为了作为纯粹他物的政治，而首先是为了自己存在的本质。毫无疑问，既然历史学的这种消灭异端的特异功能被史学政策用一种结构的形式彻底固定下来，这就造成了历史学必然成为所有最专制的、最虚伪的正统思想意识的大本营和大杂烩，以这种方式构成的史学史也就历史地成为不断地消灭异端的疯狂过程。历史学是黑暗时代的产物，本身也有黑暗的思维存在。这就能够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历史学一直是所有科学中最不能容忍自由思想的学科？为什么历史学竟有那么多如此保守的愚蠢传统？为什么在别的学科都早早地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之后历史学还死死抱着正统信条不放？史学政策的可怕性在于，它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结构形式把历史学变成了专制政治的学术载体，从史学政策的渠道里能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黑暗政治的越来越专制的政策性指令信息。同时，又从这条渠道反馈出不计其数的越来越庸俗、越来越软弱无力的学术性宣传和欺骗。
    中国古代历史上短暂统一的朝代，总有一番特别惊人的行动和创举。政治上和文化上尤其如此。秦废封建行郡县，焚书坑儒；隋废九品而行科举，禁止私人著史。如果说，汉代在肯定了秦政治制度的同时却否定了秦的文化措施的话，那么，唐之于隋则是既肯定了它的政治制度又肯定了它的史学政策。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五月癸亥，下诏说：“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对于这样一条重要的诏令，许多研究者向来不予重视，只是作为禁止私著国史的法律性开端而泛泛提过。隋文帝有此诏令，并非是他本人不愿读史，其实，他自己倒颇喜欢阅读史书，留意典章。灭陈之后，任命史家姚察为秘书丞，继续著述“梁”、“陈”二史。文帝读史心切，竟让姚察作成一篇就马上呈送之。透过这条诏令，至少可以暗示出五层内容，也就是说，由这五个焦点构成了封建政治控制历史学的又一个更专制的新光环，它是封建史学政策一个转折性的标志，是专制政治性历史学家本来就已经没有多少自由并且日趋衰老和僵死的头脑上套上的又一个更加严密的紧箍咒。
    第一：隋文帝自己的帝位来历并不光彩，私史四出，其隐情必然会被暴露出来；第二，史官、史家多是南方之士，许其作史，必有怀国思旧之心，如此则不免“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垒块”，以古薄今，流言纵横；第三，魏晋南北朝以来确立并且日益强化的史官制度和北齐大臣监修著史的先例，都给隋文帝的垄断国史提供了历史依据；第四，实行科举制度，如没有统一的国史，则众说绘纭，难以选择人才；第五，高丽、日本等国多遣使臣入朝，经常购求大批史书典籍，如果私史流行，则朝廷隐私恐皆为外国异邦知晓，中国天子尊严何由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