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晚清社会变迁，实质上指的是晚清时期（1840-1911）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的过程，这种变迁的总趋向就是近代化。一位美国学者曾这样叙述这个过程在西欧的发生：“对于西欧社会来说，传统制度是指存在于中世纪的制度，现代性对传统制度的挑战发生在12至18世纪。”[1]在西欧，这种挑战持续了600年之久，社会才由封建形态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形态；而在中国，明清之际社会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明朝中叶江南地区丝织业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清朝“到鸦片战争前，已在二十个手工业行业中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它们的产品，差不多都有长距离运销”[2]。但是这种发展相当缓慢，直至19世纪中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胁迫下，才中断自身历史的发展进程，被动移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过渡，这一过渡的界标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
    晚清的社会变迁首先是从东南地区开始的，这种变迁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拟从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这一角度探讨其与东南地区社会变迁的关系。
    一中西文化在东南地区的冲突与融合推进了这个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16世纪末，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这次“西学东渐”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至清代前期，由于统治者推行日益严格限制中外交往的政策（注：过去习惯称之为“闭关政策”，其实是不确切的。乾隆帝宣布中西贸易限定广州一口，并非“闭关”，只不过是缩小了开放口岸的范围。肖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章第三节对此曾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西学东渐”中断，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关系始发生剧变。
    19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大举入侵，封建的、严格控制对外交流的中国被迫对外开放，“西学东渐”在一种新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复苏了。
    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是西方列强利用特权在东南沿海地区开办的船舶修造厂和出口加工厂。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苏格兰人柯拜（JOHN COUPER）在广州黄埔修建了“柯拜船坞”，雇佣中国工人修理船舶。大约20年后，在东南沿海城市（香港、广州、黄埔、厦门、福州、上海）已有大小船厂40余家。随后又出现了一些外资开办的茶厂，1878年（光绪四年）时已有9个之多。至甲午战争前夕，外国资本先后在中国开办了191个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和广州。
    外资企业的出现对中国民族资本无疑是排斥的，具有破坏性的，但不能不看到它对中国的近代化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竞争突出地表现在中外商品的竞争上，表现在农业、手工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竞争上。两种不同的商品生产差距是如此之大，“外国用机制，故工细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3]（p20）。机器生产的威力使中国人感到震惊，外资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其近代化的示范作用自然也更直接、更具体。最突出的例子是美查洋行在上海办了个火柴厂（燧昌自来火局）后，短短三、四年内，就出现了三家华商火柴厂。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首先是从军工领域开始的。1861年1月（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在安庆设立了内军械所，这是最早生产近代武器的工厂。接着又有上海、苏州洋炮局的设立，至1865年（同治四年），在上海办起了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近代化工厂--江南制造总局。翌年，我国专门的近代造船厂在福建马尾诞生。19世纪60年代，一批军工企业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创建标志着中国产业技术革命和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进入70年代后，民用工业逐渐兴办，并居于显著位置。1872年（同治十一年），广东南海商人陈启源办了继昌隆缫丝厂。1873年初，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这为中国近代航运业奠定了基础。此后20年内，民用企业已有一定发展，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民用企业已达117家，其中商办企业为87家。而商办企业的发展又是与地域经济的发展及中外接触的频繁紧密相连的，因此，90%的商办企业集中在广东、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1895年至1898年创办的较大规模的民族资本企业有49家，也多集中于广东、上海、江浙一带。
    在近代工业奠基的同时，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也开始得到传播，这一传播的进程始于明末清初，至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高潮。正如一位自然科学史学者所说：“推行洋务运动以来，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开始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工厂和矿山，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大量传入我国。从日心说到进化论，从造船、造炮到机器碾米和磨面，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能与之相比的。”[4]（p289）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从翻译西书开始。20世纪60年代，北京同文馆，上海、广州的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等机构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从1853年（咸丰三年）至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翻译出版了468部西方科学著作，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门类。此外，在70年代中期还创立了格致书院，举办科学讲座或讨论会，该书院出版的《格致汇编》可谓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这些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介绍到中国，不仅培养造就了我国早期的近代科技工作者，奠定了我国近代科学的基础，也为我国近代的变法维新提供了思想武器。
    19世纪下半叶，几乎在西方自然科学传入中国的同时，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即“西政”）也陆续传入，至80年代后，逐渐为世人注目。一些关于西方法律（特别是国际法）、史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西书”被大量翻译出版，如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汪凤藻、凤仪译的《公法便览》，傅兰雅、汪振声译的《公法总论》等。外国史地方面的译著也有数十部之多。至戊戌维新时期，西方社会科学开始系统引进，如进化论思想，虽从洋务运动时期已开始传入，但中国人真正认识它却是从严复开始的。严复翻译出版了《天演论》，系统介绍了这一学说，并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戊戌时期传入中国的还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如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最早见于1895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严复译，书名《原富》，1902年版）等。严复还翻译了《穆勒名学》，介绍归纳、演绎等新的科学方法。至辛亥时期，更形成了译介西方政治学说的热潮，从《理想国》到《共产党宣言》，真可谓包罗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