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在中国还陆续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对“西学”的输入和传播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步输入，中西文化发生了全面冲突，其表现为：传统的农业、手工业与近代工业、近代科学技术的冲突；封建君主专制与近代民主政体（立宪与共和）的冲突；纲常伦理与自由、平等、博爱的冲突等等。这种冲突的实质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争。但是冲突之外，“西学东渐”也必然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正如魏源所预言：“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5]（后叙）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更是“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6]（p88）。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也加速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而东南地区本身曾经是商品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地区，在西方殖民者入侵过程中又首当其冲，五口通商后最早被迫“开放”，接触西方文化、工业文明要早于其他地区，因此，这一地区的近代化步伐显然比中国其他地区要迈得更快一些。
    二社会变迁促进了东南地区近代化智力资源的积累
    晚清时期，东南地区社会变迁显著，这种变迁对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主要表现为近代绅商阶层和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绅商”一词在19世纪中叶已频频出现于文献中，当时主要是指绅士和商人而言，并无其他含义，后来才逐渐形成一个固定概念，专指亦绅亦商、绅商合流后出现的特殊社会阶层。
    近代绅商中，相当一部分人是由买办转化而来的。买办则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经济渗透而出现的，原先只是为外商经管杂务，鸦片战争后才取代行商充当中外贸易中介人的角色。随着“贸易限制政策”的破产，外商在华贸易扩大，买办人数也不断增长，1854年（咸丰四年）只有250人，半个世纪后（1902年）已达2万人[7]（p102-105），在当时社会中，买办已是一个相当富有的阶层，据有的学者估计，1890-1913年的24年中，“全国买办阶层共获利润六亿二千多万关两之多”[8]（p155）。因此，手握巨资的买办投资近代企业，进而以捐纳方式跻身绅士行列已是势所必然的了。这些买办型绅商，一般是既通晓外国语言文字，了解西方商业制度，又熟悉国内商机，并善于把握商机。
    由买办转化而来的绅商属于早期民族资本，他们是东南地区早期近代化的一批重要智力资源。李鸿章在兴办近代企业时，罗致了一些买办出身的人，对他们评价甚高，称之为“熟精洋情”、“殷实明干”，是“极一时之选”的人物[10]（卷十三）。其中如唐廷枢、徐润长期主持着我国第一家民办的大型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以后，唐廷枢还主办过开平煤矿；当过买办的丁日昌（广东丰顺人）受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官衔也由苏松太道直升至江苏巡抚，成为洋务大员。丁日昌热心建立民族工业，同时还提出创建近代海军及开源求富等一系列主张，又力主废“八股”，试“八科”，派遣留学生，促进教育近代化，他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化密不可分。此外，还有一些买办出身者如杨坊、王槐山、穆炳元、叶成忠、虞洽卿等（均浙江籍），既投资新式企业，又以捐纳跻身士绅，更捐资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在经营企业及社会活动中，不自觉地成为新思想的传播工具，对当时启迪民智、政治革新产生了无形影响。
    近代绅商中，除买办型绅商外，还包括“官僚型绅商”（一部分买办型绅商亦向官僚型绅商转化）和“士人型绅商”（注：本文对“绅商”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析参阅了章开沅等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一书。）。所谓“官僚型绅商”是指集官、绅、商于一体，一身而三任者，如盛宣怀（江苏武进人）、周学熙（安徽至德人）等人。他们既从事近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又涉足政治，官运亨通。盛宣怀任过轮船招商局会办，以后又插手乃至控制银行、铁路、煤矿、纺织等业。同时，其官阶也扶摇直上，由道员、少卿直至尚书。周学熙则既创办了北洋官营实业，又创办了多项民营企业，被袁世凯评为“当代奇才”[11]（p11）。周在官场上也是春风得意，由前清的道台、按察使一直做到民国的财政总长，退隐之后，又热心桑梓，颇具绅士之风。
    士人型绅商的代表人物是张謇（江苏南通人），甲午战败，民族危机异常严重，他“夙夜忧惧”、“不胜耻愤”，遂走上“实业救国”之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奇闻--出了个“状元资本家”。张謇崇尚实事，淡泊仕途，志在救国、利民，他致力实业，振兴教育，成绩显著，在中国近代化事业中功不可没。
    绅商队伍的壮大还表现在商会团体之盛。据有的学者统计，庚子之后，辛亥之前，全国共有商会227个，而江苏（71个，占31.3%）、浙江（34个，占15%）位居前列[12]（p102-108）。
    近代绅商不仅本身是一种近代化智力资源，而且还推动了这种资源的进一步积累，此现象在东南地区尤为显著。1912年以前，全国捐资千元以上兴学者共117人，其中江苏居首位（占32.48%），浙江紧随其后（占16.24%）；以兴学资金计算，则浙江居首，达219400元（占35.32%），江苏第二。[13]（p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