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智力资源积累的另一种表现是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在封建社会中，宗族制度的支柱是旧式士绅和士子，但随着西方近代文化的传入，在“救亡”的大旗下，“新学”兴起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由于新式教育的哺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政治理想成为知识精英们的执着追求，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群体随之形成。
    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是逐步形成的，这个群体大致由四部分人构成，即：传统士人学习“西学”转化而来；中国自办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华教会学校的毕业生（19世纪末外国教会已在中国办学校1000余所，学生2万人）；留学归国人员。我国的近代教育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而肇始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批新式学堂开始创办，到甲午战争前后，全国已有各类新式学堂37所，东南地区则有18所，占到将近一半（48.6%）。其中像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3）都属于最早一批创办的外国语言学校；而福州船政学堂（1866）则是中国最早专门学习造船和驾驶技术的学校。从这些学校中造就了一批掌握西方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
    我国派遣留学生出洋始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创议者容闳是留学美国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容闳出生在中国最早接触西方近代文化的地区--广东，1854年（咸丰四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他在《西学东渐记》中叙述自己的志向时说：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4]（p62）。1872年，他与陈兰彬带领第一批留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以后又连续有三批学生赴美，总共120名。这120名赴美留学生几乎全部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从籍贯看，广东84人（占70%），江苏21人（占17.5%），浙江8人（占6.7%），安徽4人（占3.3%），福建2人，山东1人。之后，又派遣了三批留欧学生共88人，这些留欧学生也是福建人占多数，以学习海军驾驶和造船技术为主，回国后成为中国第一代近代海军军官和造船工程师，其中的佼佼者严复更成为先进中国人向西方追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巨大而杰出的贡献，为整整一代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
    甲午战后，中国人见日本人学习西方成绩显著，一跃成为东亚强国；加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来往方便，遂多赴日留学。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公费留日学生有26人，其中江苏、浙江、广东三省人数同居第一位（每省6人），共18人，约占这批留日学生的70%。以后华中地区留日学生逐渐增多，1904年（光绪三十年）留日学生达8620人，江苏占13%，人数不如湖南（17%），但仍居全国前列[15]。大批青年官费留美则起于庚子赔款，1909年（宣统元年），在全国范围内招考了官费生47名，而江苏占21名，达45%，足见江苏新学之盛。
    近代知识分子的队伍随着社会变动、新式教育创办在逐步扩大，但毕竟增长缓慢，直至进入20世纪，形势才为之一变。1901年，清廷谕令将各级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考试内容也以策论代替八股文。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又正式废止科举考试制度，从此，读书人都必须由新式学堂出身，这就切断了旧式士人的进身之路，士人除研习新学外，别无他途，这对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影响极大。
    三智力资源积累加速了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促进了近代化智力资源的积累，反过来，近代化智力资源的积累又加速了社会变迁，这一点在东南地区表现得相当突出。
    近代化智力资源的积累首先是推进了近代经济、近代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发展。就东南地区来说，在近代社会的各个时期，都有一批社会精英为近代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举办近代企业方面有唐廷枢（1832-1892，广东香山人）、徐润（1838-1911，广东香山人）、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人）、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等；在引进近代科学文化方面，有李善兰（1813-1884，浙江海宁人）、华蘅芳（1833-1902，江苏无锡人）、徐寿（1818-1884，江苏无锡人）和徐建寅（1845-1901）父子。另外，像东南地区的一些早期维新派人物还对西方“政教义理”作了研究介绍，如王韬（1828-1890，江苏长洲人）、马建忠（1844-1900，江苏丹徒人）、郑观应、薛福成（1838-1894，江苏无锡人）等人。王韬介绍了西方议会制度，明确表示了对君主立宪的向往；马建忠曾赴法国攻读政治，主张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并肯定西方国家的代议制；而郑观应在《盛世危言》（1894年出版）中更进一步强调了议院的优越性，宪政思想更趋成熟。特别是郑氏第一次明确提出西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还包括“政教刑法”等社会政治学说，把重点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薛福成曾任驻英、法、比、意四国公使，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西方议院做了详细记载。提出设议院以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早期维新思想家还有陈炽（江西瑞金人）、陈虬（浙江乐清人）、汤震（浙江山阴人）、何启（广东南海人）等人。
    同时，近代化智力资源的积累，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社会改良和革命。我国近代著名的改良维新派和民主革命派的领袖人物、中坚分子多出自东南地区，这绝非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正是东南地区近代化智力资源宽厚积累的必然反映。
    广东是中国近代最先“开风气”的地区，也是晚清近代化智力资源的重要储备库之一。当英国割占香港后，广东更紧邻着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大门口的橱窗，一些有志救国的仁人志士正是从这个近在咫尺的殖民地城市去感受“西方文明”的。毛泽东举出的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个代表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中，有三位就出自广东。
    洪秀全（广东花县人）是一位具有向西方学习朦胧意向的农民革命领袖，他从西方基督教义中借来一个“革命的上帝”倡导革命，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他后期的主要辅佐者洪仁玕在香港生活了较长时间，向外国传教士学习教义及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成为那个时代“最开通的中国人”。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经洪秀全批准颁行，这是一个意在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改革方案，虽然未能实行，但洪仁玕仍不愧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思想家。